简介：事实与价值二分法自被休谟提出以来,既有自然主义谬误与逻辑实证主义之阐发,又有事实与价值融合之挑战。菲尼斯直面事实与价值二分法造成的自然法认识论难题,提出基本善不证自明,试图解决该难题,同时辅以类比论证、辩证论证、归谬法等间接方法对基本善进行论证。然而,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菲尼斯赞同'是'中有'应当'建构其中,没有坚持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但他在构建自然法理论之际,切断形而上学,以基本善为第一原则,坚持事实与价值相分离。最终,菲尼斯设定的自然法第一原则难逃事实与价值的纠缠,徘徊在二者之间。

简介：社会事实如何产生规范性是法律实证主义在社会命题框架下的重要设问．对它的回答需要克服“休谟法则”的挑战。为此，研究者分别用习惯理论、规则的实践理论、协同惯习、分担的合作行为等多种递进方案，对从事实到规范性的生成过程予以论证。这些论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奥斯丁的习惯理论，另一类是哈特之后的各种解决方案。研究表明：后一类论证起点近似于塞尔所说的“制度事实”，相关得失也可以与塞尔对“休谟法则”的证明互相参照。哈特之后的这些方案既完成了对奥斯丁单薄习惯理论的超越，也有可能抑制习惯理论在法律实证主义中的发展。

简介：欧洲的孤儿作品问题解决方案仅针对公共文化机构,且有公共借阅权、著作权集体管理延伸、著作权补偿金等配套制度,因此欧盟《孤儿作品指令》之通过相对顺利;而美国的孤儿作品方案尝试解决商业性使用中＂找不到权利人＂洽谈这一＂市场失灵＂问题,欲设立一种类似强制许可的制度以限制权利人可依法获得的救济,这一方案触动了版权法根基,故其《孤儿作品法案》一直处于讨论状态。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增加了关于孤儿作品问题的规定,这一思路类似美国方案而相对粗略,其合理性和可行性需要进一步论证。

简介：从是否涉入国家理性的视角来看，传统的社会纠纷解决模式可以化约为纠纷解决的国家理性模式和纠纷解决的民间理性模式两类。民间理性是相对国家理性而言的，其不仅不是粗俗落后的纠纷解决手段，相反，在当今中国民间社会，纠纷解决的民间理性方式具有特殊的合理性。在民间理性范畴内，传统民间法的内容得以扩大，民间理性为社会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提供更多的方式和依据。

简介：在乡土社会中，生存秩序是第一位的。在未出现纠纷的日常生活交往中，村民的行事策略是基于现有村落的生产关系与交际网络的清晰理解和准确把握；而一旦出现纠纷，首要的考虑不是对纠纷利益的获取，而是对破坏了的关系网络的修复与生存结构的重组，以保证未来的长远利益。为此，村民需要权衡究竟诉讼会给这样的策略带来什么：积极推动效应还是消极负面影响。选择还是不选择诉讼依赖于特定地域下的社会情境与双方间的互动关系，而非单纯地为了纠纷利益。

简介：<正>在治理整顿过程中,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多角债”。司法实践中,由此引起的问题也颇为复杂。多角债务关系的存在,直接影响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到治理整顿工作的开展。因此,国务院通知,要进一步清理三角债的问题。当然,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从社会综合治理的角度出发,从企业体制、金融体制、市场消费、信用制度、司法处理等各个方面入手。在此,笔者仅就对作为综合治理手段的一部分——司法审判实践,进行一些探讨。

简介：以合意为正当性依据的准审判过程在现实运作中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和合意性因素、状况性因素和规范性因素相互混合作用的过程；审判过程虽然是以中立性的决定方式解决纠纷，但是同样避免不了外部压力对其的影响和制约；准审判过程中的交涉性的合意机制能够为建构新的审判模式提供有益因素。

简介：<正>司法改革尚未实质运转"没什么人能做到比较超脱。"上海80后法官林菀谈论法官圈同事、朋友的心态时这么说。林菀工作的基层法院在上海市郊区,辖区内案件以民商事案件为主,刑事、行政案件和知识产权、金融类案件较少。尽管案件受理量不如浦东等发达区域多,他们仍要"开足马力"干才能

简介：法律必须明确，否则，守法者会“无所措其手足”。基于此，世界各国与地区均通过立宪或司宪的途径确立了法律明确性原则。然而，在法律明确性的判断标准上，理论界与实务界缺乏共识。基于完备性、可操作性的考量，法律明确性标准有三个明确性公式。这三个公式在辅助原则、构成要素、参照基准、解释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对法律的明确性要求也呈递减趋势。在具体的案件中，应按照法律所涉及的法律领域，结合法律措施对基本权利的干涉力度与特定事项的特质，从上述三个明确性公式中选择其一，作为法律是否符合明确性原则的判断标准。

简介：转型期社会的秩序需求,要求创新现有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寻求拓展纠纷解决的可能空间。而包括自行协商、调解等制度在内的合意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既契合于纠纷当事人的内在需求,又因应了现代行政法上的合作治理趋势,是一种可行的制度选择。合意型纠纷解决机制虽起源于民事纠纷解决领域之中,但它并非难以与行政争议解决活动相兼容。从参与主体、合意形成程序、协议效力等方面展开制度设计,可以确保合意型行政争议解决运行的合法性与实效性。合意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与决定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呈现出交织共生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竞争,有助于提升行政争议解决的整体品质。

简介：<正>区际法律冲突就是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具有不同法律制度的若干地区组成的国家为复合法域国家。而那些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地区一般称为法域。区际法律冲突存在这一事实必然要求复合法域国家及其各法域对区际法律冲突加以解决,以便促进复合法域国家内不同法域的人民之间的正常民事交往。如何解决区际法律冲突呢?从各复合法域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与解决国际法律冲突一样,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途径有二:一是冲突法解决途径;一是统一实体法解决途径。由于区际法律冲突毕竟是一主权国家内部不同法

简介：和解协议属于典型的实体法与诉讼法交叉领域：一方面,和解协议本质上属于特殊的民事合同;另一方面,和解作为一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必然要求确定其在诉讼法上的效力尤其是与诉讼的关系。就初始纠纷而言,和解协议与诉讼裁判之间相互排斥,从而实现了广义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但和解协议又非终局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可能发生和解协议之诉。此外,出于效率等因素的考虑,诉讼法上又常常会对和解协议的效力作出一些特殊规定。这就要求必须从诉讼法的角度,对民事和解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行详细阐述。

简介：“狗肉风波”的难解之处在于“禁食派”认为吃狗肉本身是一种道德错误，其思想基础是主张物种平等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该理论虽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严重缺陷，须谨慎适用。环境伦理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法律在此类冲突中应扮演裁判员角色，在维持基本秩序的前提下规范各方行为，实现良性竞争。“狗肉风波”的法治解决应以人类利益为原点，确定行为底线，解决共识问题，适度满足特殊偏好，开放立法，加强执法公众参与，充分利用已有法律资源，并着重发挥地方立法作用。

简介：农村土地纠纷近年来的上升值得关注。这类纠纷既具有一般社会纠纷的共性，更具有范围上的广泛性、纠纷主体的多样性、纠纷性质的多元性、纠纷规模的群体性和致因上的复杂性等特点。本文结合农村土地纠纷的特点，对现行几种纠纷解决方式的优点及局限性进行了分析，提出应有针对性地合理使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并需不断完善和丰富解决土地争议的制度。

简介：跨国能源管道运输争议的类型有多种,其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以《能源宪章条约》为核心的国际法律制度,对跨国能源管道运输争议的解决作了专门的规定。跨国能源管道运输争议的解决方法除了运用谈判、协商等传统的外交或政治方法以外,还有国际仲裁、国际司法机构的裁决、特别调解程序以及利用能源宪章会议机制等方法。对与中国有关的跨国能源管道运输而言,建立和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最为关键。

简介：周村的司法实践表明，乡土社会交往的基础是关系网络与生存结构。利益已经成为影响人们构建和维持关系的主要因素。当今的中国村庄面临着两种利益与价值共生的局面。乡土正义就是在这两种利益与价值之间寻求平衡与调和，这不同于西方价值体系中的正义观。

简介：当前，虽不敢妄言中国已经进入“后诉讼时代”，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合理性已被诸多学者反复论证并在实践中广泛采用。在此背景下，关于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建构、完善以及相互之间的衔接成为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热情不减的探讨课题。置身于纠纷解决途径匮乏的现实情境，此种关注实为必要。不过，令人稍感困惑的是，人们在倾心构筑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际，却忽视了纠纷解决需求者在面临具体纠纷时选择之迷茫，这种“多元性无知”无疑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推行之羁绊。通过探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之引导机制，指引当事人找到进入“某个恰当程序的大门”。

简介：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延续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工作的求真务实作风，同时也传递了执法检查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依法增强监督实效的新要求、新期待。

简介：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应以我国社会生活方式与婚姻家庭观念变化为背景，在现有诉讼方式和调解方式并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基础上，了解调查调解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及困难。探讨如何加强与完善婚姻家庭调解制度，特别是基层社区调解。为促进婚姻家庭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创新，重构婚姻家庭调解制度和完善家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提出完善诉讼模式和调解模式的建议和对策，如设立专门的家事法庭和附设家事调解委员会及制定特殊程序与证据规则，在《民事诉讼法》中增设家事诉讼程序，条件成熟时制定专门的家事诉讼法；应完善与细化婚姻家庭案件调解流程与规则；应将人民调解作为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前置程序等，以期为相关立法及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法理依据和数据支撑。

简介：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皇冠上的明珠”，而其中的司法程序是其最为核心的部分。WTO争端的司法解决是促使世界经济秩序从以“实力为基础”逐步发展为以“规则为基础”的保障。我国作为WTO新的成员方将利用其程序规则维护我国的经济权益，并将在参与争端解决的活动中推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