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司法行政权是司法改革以后引起关注和讨论的一项权力。对各国司法行政制度开展比较分析，对我国司法行政历史进行回顾，对改革将有所启发和裨益。

简介：生态环境资源审判简称生态司法,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中,生态司法改革创新日趋专门化,在生态司法职能充分发挥之际,司法能动与司法职权主义凸显,同时,生态行政执法也日益专业化.实践中,须协调处理好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在两者分工协作与权力制衡的法律框架内探索具体路径和方法.

简介：公共决策是公共部门（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所做出的决策。传统的政府决策由行政权力所主导,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决策环境、决策机制、决策目的等等,但并不以公共参与为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现代公共决策的决策方式日益多元化,公共参与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多元主体参与这一新的趋势也要求行政权力角色的转变,一元决策模式不可避免地走向多元引导。

简介：摘要本文以深圳市“禁摩限电”为例分析行政权行使时应考虑的相关因素，提出行政机关规制管理道路交通时，必须以保障民生、保障路权为前提，全面衡量平衡各方面利益，遵守行政正当原则，以明确的法律授权为依据，作出合法决策。

简介：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是行政诉讼制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行政诉讼制度的运行状况。我国由于历史及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导致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界限不清，关系混乱。当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厘清二者的关系，明确二者在行政诉讼中的界限是法制进步的必然。

简介：行政主体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是现实中较为常见的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一方面损害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另一方面也有害法治。这类违法行为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防范,究其原因是现行管理行政模式下的法治手段存在信息收集不及时、成本高以及监管者能力有限等不足。针对该问题可以引入行政参与制度予以治理。行政参与制度是不同于事后责任制度的事前治理制度,引入行政参与制度应当将设定行政参与权、参与事项、参与程序作为内容,将遵守国家秘密、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合法利益作为其参与限制。而落实到我国的法律制度中,还应当就信息公开、参与范围、参与程序、参与责任以及参与救济制度进行完善或建构。

简介：各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9号）、《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35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省政府决定，2016年第二批削减省级行政权力事项159项，其中行政许可46项、行政处罚79项、行政强制7项、行政确认3项、行政征收1项、行政监督3项、其他行政权力20项。削减事项中涉及修订法律法规的2项，待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后再予以公布。

简介：摘要随着广汉三星堆古城和祭祀坑遗址的发掘，一个失落的文明渐渐步入人们眼里。出土器物各种奇怪诡异的神像和形象，都透露出关于古蜀国神权与王权制度的丝丝信息。三星堆文明的产生不是孤立的，既存在自己独立悠久的始源，又受到中华文明内部不同地域文化乃至西亚或更远地区的影响，我们亦能从中窥探到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

简介：彝族乌撒政权从麦遮俄索建立纪俄勾地方政权到1664年吴三桂平定乌撒,经历了独立的方国政权、羁縻时期的乌撒部政权以及被中央王朝正式册封的土司制政权等。乌撒部实行君、臣、师、匠为一体的政权结构,创造了独特的政权和社会组织形式,如宗法、则溪、毕摩、婚姻、勾则防范等诸种制度和职业社区制度等,影响较为深远。

简介：中国历史上,1911年辛亥,是一个大变之年。在后人看来,辛亥年间的变,既是客客气气在谈判桌上送走三跪九叩首的皇权帝制,也是欢天喜地迎来议会、选举等西潮舶来品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南方的革命党人与北方的旧式军阀并非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可以坐下来为总统宝座的人选达成交易。然而,身处辛亥大变之年的各阶层人士,当怎样看待发生在身边的物换星移?他们的日常生活是翻江倒海,还是波澜不惊?他们又当如何在新到来的共和时代安身立

简介：史思明杀害安庆绪时,连带屠杀与安庆绪同种族的胡人,史朝义弑父后,同样有杀害胡人的经历,这归根于史思明与安禄山不同种族之故。安禄山是落居东北的西域胡人,故能曲意迁就和拉拢当地各民族,反唐声势最为浩大。史氏父子则不同,更强调其突厥及土著的身份,导致种族联合的破裂,进而促使史朝义彻底覆灭。此巩固的种族团结的破坏,除一定程度上由政治形势变化所迫,史氏父子失策当属主要原因。

简介：沮渠安周,沮渠蒙逊第十子,曾任北凉乐都太守。442年,安周作为先遣攻鄯善,为北凉余众西迁建立根据地。大凉承平二年（444）,继位凉王,在位十七年。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遣使称藩刘宋,灭车师前国,统一吐鲁番盆地。承平十八年（460）,柔然灭大凉,杀安周。文章利用吐鲁番出土文献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安周生平、安周继位、与刘宋的关系、灭车师前国、大凉灭亡及其安周的历史地位做进一步探讨。

简介：故意帮助过失犯具有可罚性。但是，其具体情形不同，处理的路径也有所差异。过失造成结果的故意帮助过失犯，可以依存于普通共同过失犯罪而成立过失犯的帮助犯；故意造成结果的故意帮助过失犯，需要拓展片面帮助犯的理论框架而成立特殊的片面帮助犯。故意帮助行为不能成立间接正犯，这与教唆他人犯罪存在重要区别。故意教唆过失犯，如果教唆者对过失犯的结果也持故意的话，教唆者可以成立间接正犯。

简介：我国1997年《刑法》新增了罪刑法定原则，其具体内容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在其中明确规定了犯罪概念、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明确规定了刑罚的种类、量刑的原则和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对于各种犯罪如何处罚应以刑法的规定为依据，即“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同时，还取消了类推制度，重申了在溯及力上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在分则中罪名的规定也相当详备，增到413个罪名（“高法”解释）；在具体犯罪的罪状和处罚上，叙明罪状的大量运用和法定刑不同档次的设计，为司法实践增强了可操作性。这些都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施提供了细致的法律标准。但是经过实践，一些缺陷由隐至显，罪刑法定原则受到了司法实践的严重挑战，法典的某些方面亟需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泊来品，是否能够很好的与中国的刑事政策相容，仍是很有难度的工作，目前我国罪刑法定原则是适用仍存在很多问题，如何能够更好的贯彻落实罪刑法定使我国刑事法制再向前迈进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简介：税收法定原则由自我课征原则演变而来,属于强制性财产给付法定原则,是现代国家宪法的构架要素。基于意大利的经验分析,在现代社会,税收法定原则在解释上不仅应当保护私人利益,还应当保护国家共同体的一般利益。为此,税收法定原则的适用应当与代议制民主、政府职能扩张、地方财政分权等相适应,并体现出税收法律保留相对性的特征。不过,税收法定原则当前在我国的落实应当遵循权宜的路径,即税收规则尽可能由人大来制定,鉴于当前在我国实质意义上限制课税权的量能课税原则在立法中尚未确立、税收司法化和对包括税收法定原则在内的税法司法解释极其薄弱以及对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违宪（违法）审查制度、依法行政制度、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制度、现代预算制度等基本制度并不完善或尚未引入,以致对政府制定税收规则缺乏有效的制约。

简介：大定元年（1161年）十月,完颜雍趁海陵王完颜亮南征伐宋失利之际,即位于东京,改元大定,是为金世宗。世宗即位,虽名曰天命所归,实为政变夺权。故而在其统治时期,非常注重对即位方式与政权合法性的塑造。包括强化海陵王无道君的形象,以攻讦前朝政权合法地位;以异象附会和拜谒太庙强化对本朝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借助＂女真本位政策＂塑造女真帝王形象等,以确立和强化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简介：鬼章乃是活跃于北宋时期西南边疆吐蕃地区唃厮啰政权董毡、阿里骨当政时的著名将领,其一生战功显赫,为董毡、阿里骨二位青唐主政权统治立下汗马功劳。他暮年发动对宋战争,被擒后宋廷仍给予其优厚待遇,死后还将其骸骨送还青唐。这也是宋廷采取怀柔政策,促进民族和解的结果。

简介：邓小平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思想是在其领导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的发表是该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邓小平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思想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方针原则、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的三三制、共产党同抗日民主政权的关系、根据地四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政府在群众运动中的地位和态度等重要方面。邓小平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思想具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从人民利益出发、把政权建设置于根据地建设之中、坚持党的领导与民主精神相统一等基本特点,不仅指导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获得了巨大的成效,而且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理顺党政关系、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思想源头。

简介：漠西蒙古和硕特部汗王固始汗是甘丹破障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的关键人物，西藏主要的世俗掌权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固始汗对西藏的治理就是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因此，本文对公元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固始汗执政到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逝世的12年的政治生涯进行了一次简要的阐述与评价。

简介：针对物权法定原则的经济分析模型主要有反公地悲剧理论模型、最优标准化理论模型、证明理论模型三种,其他的经济分析理论基本上都是对这三种模型的改良与批判。反公地悲剧理论模型本身虽然是正确的,但它并不能妥善地解释物权法定原则;最优标准化理论模型则存在较严重的瑕疵,因为物权类型的最优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由这一理论延伸出来的改良论也是站不住脚的。真正能够妥善解释物权法定原则的只有证明理论模型,因为某一种权利是否应该被认定为物权,是否为之建立登记制度,必须对其进行＂成本—效益＂衡量,而不能交由当事人任意决定。对于具备外观表征的权利,放开物权自由创设,虽然可能造成不效率,但并不会太明显,因此在公示制度完善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