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不能通体展述援庵先生的史学遗产,而仅为个人学习先生著作过程中对其治学路数的点滴体会。首先,先生的研治史学的基础建立于目录之学。所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先生治目录学的特点。他早岁读《书目答问》,就悟到:读书之前必知其书(文本或文),而且必知其人(作者或献);至于如何知其人(前代作者),则又必须先论其世。这样,文本就不再是可以任意截取的一堆故纸,而是有其历史生存理由的史源学有机结构的。所以,先生学术基础之深厚,不在于材料的简单积累,而在于既博且精。进而,先生由《廿二史劄记》入手研治史学,从中了解中国历史之大体,又注意其中提出的种种历史问题,建立起一种对中国通史的总体性把握,这又是由博开始;先生还从《廿二史劄记》中看到其自身的许多错误与问题,从而把此书既作为治中国史的上马石,又把它当作为由博返约的磨刀石。先生一生学术成果繁富,研究之面甚广,几乎手到之处皆能游刃有余,从未落入某种跳不出的陷阱。可是,先生又极其谦逊。为什么?他为我们这些后学昭示了一条重要道理,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学者,永远会自知不足,因此会真正地永保谦虚。
简介:证券分析师发布研究报告是追求所谓的“标新立异”式“颜值”抑或“精益求精”式“研值”的行为导向,直接决定着我国证券信息是否有效供给和能否建立证券研究新秩序。本文通过探析明星分析师研报观点的倾向性及其内在机制,揭示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明星分析师研报观点是标新立异、“风险厌恶”还是“精益求精”。实证研究表明:(1)明星分析师研报观点并非标新立异导向,与非明星分析师相比,明星分析师称号的盈余预测中反而会降低发布标新立异观点的概率;(2)明星分析师主观不倾向于发布标新立异观点,并非因为明星分析师在上榜后已经“功成名就”,而体现出“风险厌恶”特征;(3)在监管力度加强的环境下,明星分析师不愿发布标新立异的观点应当归因于明星分析师在上榜后,尤其注重研究报告的质量而行为表现更加审慎,为了保证自己盈余预测的准确度而降低了发布标新立异观点的概率,追求研报“研值”而“精益求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