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视听传输技术作证方式的适用现状，反映出相应技术手段与司法程序尚未达到相互理解的和谐状态，司法面临如何回应网络技术进步的问题。司法与技术的关系从分立走向耦合，促进了两者的互动和理解。视听传输技术作证与直接言词原则存在一定的冲突，但作为解决证人出庭困难的特殊作证手段之本质，并且通过网络技术与直接言词原则的调适，使其正当性得以充实。对视听传输技术作证不论是持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都不是问题的实质，明确该作证手段的理念和运用规则才是司法回应网络技术进步的有效方法。在适用视听传输技术作证方式时，应坚持有限利用、当事人选择、诉讼辅导、交叉互补等规则，以突出普通作证手段之补充的地位，追求该作证手段应用的适度性。

简介：伴随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技术标准作为知识经济的典型代表,日益成为经营者实施垄断的重要工具.加入WTO之后,中国市场上技术标准垄断问题凸显,特别是在华跨国公司技术标准垄断危害严重,推进并强化中国技术标准垄断的法律规制具有重要性与紧迫性.从技术标准垄断的实质是经营者凭借标准中的知识产权控制市场、危害竞争这一基本点出发,系统构建中国技术标准垄断法律规制制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而同等对待、分类规制、合理分析、利弊权衡等规制原则,状态规制与行为规制相结合的制度模式,以及技术标准垄断中具体行为反竞争性审查的方法等,则构成中国技术标准垄断法律规制制度的核心内容,对有效规制中国的技术标准垄断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作为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代孕在道德、宗教、伦理、法律等方面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世界各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对此态度不一。本文从分析各国有关代孕的法律规制入手，比较考察了美国诸州、欧盟各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而从技术主义角度总结代孕的法律框架与模式。最后本文还对我国有关代孕的法律规定作出考察并提出参考建议。

简介：按照一般地域管辖原则,行政诉讼案件一审应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然而,这种审判方式存在着一些无法摆脱的弊端,如司法地方化、行政干预等问题。我国部分法院从行政诉讼异地管辖着手,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实现行政审判组织的良性运行,促进司法公正。考察行政审判组织的运行困境,通过研究其运行现状,以及部分法院对于行政诉讼异地管辖的探索,对行政诉讼异地管辖制度进行利弊分析,并提出我国行政诉讼异地管辖与行政审判组织运行改革的制度改良举措。

简介：备受关注的案例指导制度已经付诸实践，最高人民法院也陆续发布了多批指导性案例。但是，这些指导性案例却存在着一些技术性缺陷，主要包括效力规定不明确、案例类型偏少、法律适用创新性不足和论证说理不够充分等等。指导性案例要进行改进和提升．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着手，前者包括明确效力定位、提供适用的规范流程、增强援引方式和出台奖惩措施，后者主要包括增加论证说理、引入多元法律解释方法、援引多种法律渊源和增加案例类型（尤其是程序法案例）等等。只有针对缺陷进行弥补和改进，指导性案例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最优效果。

简介：双规在1996年刑诉法修改后成为反贪案件强制措施的等功能替代物。此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相对于普通刑事案件的反贪案件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证据、法律处遇的差异性，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中国基础结构能力的软弱和刑事法总体性的不足。刑事政策与检察院自身的考量也与之具有部分因果性。未充分关注到此制度结构导致了开一的刑事侦查互法设计，从而形成事实上对侦查的管制，双规由此作为非正式程序弥合了侦查力不足。挣脱此境地的根源在于基础结构能力的增强和刑事法总体性的改变。否则，即使刑事政策等因素被消除，侦查能力不足之功能需要也会不断催生新的非正式程序。

简介：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是减缓气候变化的一项最新技术。CCS在减排二氧化碳上具有巨大优势，主要发达国家积极采用该技术，并已取得了一些成功。在看到CCS优势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固有风险。CCS既有全球性风险，也有地方性风险；前者涉及复杂的国际法问题，后者则要运用国内法予以防范和化解。为了缓释这些风险，发达国家纷纷建立起CCS技术法律制度，其在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等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了解和借鉴。我国CCS技术法律制度的构建，应当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寻找路径。宏观上，我国不仅应当制定CCS的专门法律，而且应当明确CCS的监管体制。微观上，事前应当落实风险评估、设定行政许可和加强场地管理；事后应当明确责任制度、确立应急制度、完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通过实施以上路径，以期构建一个全面的、适合我国国情的CCS技术法律制度。

简介：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对于检察机关适用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做以明确规定，但是仍有一些不完善之处。通过以与国外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比较研究为视角，在借鉴国外关于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法律规定和侦查实践的基础上，应注意四个平衡点的把握：首先，在基本概念方面应做到对于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内涵外延的明确；其次，在实体审查方面应注重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条件的严格；再次，在执行程序方面应确保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过程的正当；最后，在公民权利方面应保障公民私人权利救济的实现，从而以求最大限度地达到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与人权保障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