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些年来,司法实践中民意逐渐对刑事司法审判产生影响,民意开始进入学者的视线,引发了有关司法与民意关系的诸多讨论.民意与司法审判的冲突关系主要表现为民意影响了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及司法权威.造成两者冲突关系的原因既有民意方面的不足,又有司法方面的缺陷.只有对症下药,减少媒体对民意的误导,完善法律制度及人民陪审员制度,构建民意与司法和谐互动的关系,才能缓解民意与司法审判的冲突关系.

简介：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属于“新法定证明模式”，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相互印证，遵循线形诉讼结构的单向思维，呈现“新整体主义证明”之端倪，可以概括为“以印证为中心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刑事司：去证明模式与刑事诉讼模式存在共振关系，其生成逻辑未走出传统诉讼文化之窠臼，亦未能挣脱行政化与非专业化之束缚。借助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进行评价，可以在“活法”与“死法”间作出判断，在“公正”与“效率”间作出抉择。模式转型之际，需要保持开放的话语姿态，但也不必以域外为样本亦步亦趋，而应聚焦中国问题，建构“以证据裁判为主、自由心证为辅”的中国模式。

简介：司法鉴定在侦查中对案件事实证明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引发错误认定事实的风险。近年来,侦查中运用司法鉴定的比例有所提升,但刑事错案的背后揭示鉴定样本的收集过程在规范化、程序化方面做得还不够。鉴定意见随着案卷进入后续程序,并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证明作用。侦查中的司法鉴定存在运用尚不充分、样本的收集保管不够规范、司法人员迷信鉴定意见等问题。其进路在于进一步提高侦查中的鉴定技术含量,规范鉴定样本的收集程序,转变对鉴定意见迷信的观念。

简介：司法鉴定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刑事案件有效侦破和公正审理的技术保障。但在实践中，刑事诉讼领域一直存在的司法鉴定争议日益突出。产生很多相关问题，既影响司法公正、司法效率，也不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从体制机制、制度设计的宏观层面对刑事诉讼领域出现司法鉴定争议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就如何有效解决该问题进行了一些理性思考。

简介：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应是“规范优于价值”，而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体现。“规范优于价值”是指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法官应坚持从法律条文本身来评价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应否判处刑罚以及判处何种刑罚，而不能够从价值角度出发，仅以行为人行为的社会影响程度、舆论、民意等主观因素为标准来判定行为人的行为。当前刑法价值取向存在不足，功利主义思维左右立法，社会舆论和民意决定判决。为此，立法机关需改变重刑主义的立法理念，法院在刑事审判中应切实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刑事审判不应被社会舆论和民意左右。

简介：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表征有：金融刑事立法积极扩张,而司法适用谨小慎微,立法含混而司法解释有僭越刑事立法之嫌,司法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以及刑罚预防效果甚微等。主要原因有：刑事立法理念的导向、刑事立法新旧罪名衔接断层、司法系统金融专业素质薄弱以及金融犯罪刑罚配置不合理等。革新金融刑事立法理念,提高刑事立法的逻辑性和协调性,提升司法队伍的金融专业素质以及完善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将有利于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矫正。

简介：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司法改革的推进,公众对社会刑事案件的看法更多的得以表达,这种民意的表达是刑事司法大众化的体现与契机,但是司法界又存在着将刑事司法职业化的呼声。本文以药家鑫案中民意对刑事判决的左右为契机,探讨了刑事司法的职业化与大众化问题。

简介：刑事审判法官对案件的判决涉及两个基本要素：事实和规范.事实的未定、事实和规范的路遇、规范的抽象性和规范载体的模糊性均使刑事司法遭遇事实的不确定、规范的不确定和语言的不确定,并由此衍生出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以此实现事实的确定、规范的确定和语言的确定,最终实现罪与刑的确定.事实的确定是基础、根据和前提,事实的裁定是事实自然属性的确定,而规范的确定和语言的确定都是服务于事实法律属性的确定.因此,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规制不仅包括对确定事实法律属性的裁量权的规制,也包括对常被忽略的确定事实真相的裁量权的规制.基于刑事司法事实裁量权的存在领域和受制因素,可通过完善程序法制、提升实体法规范质量和严格遵循基本原则等方式来实现刑事司法事实自由裁量权规制,从而祛除影响法官事实裁量的内在和外在因素,实现刑事司法事实裁量和最终裁判的公正.

简介：摘要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价值取向，是公平和秩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刑事被告人无赔偿能力或无法查明，而被害人因得不到责任人的赔偿，巨额的医疗费用使被害人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更有些被害人因经济原因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期，而现今中国的司法体制中，司法救助制度日趋完善，但制度上仍然存在不足和缺失的地方。因此，完善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对于被害人权利保障及社会和谐进步意义重大。

简介：<正>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风险评估是指基于特定环境与可认知的危险两个层面来科学预测或鉴别行为人实施危险行为、暴力行为或再犯罪行为风险的技术手段。依照评估方法的不同,风险评估技术可区分为临床风险评估与精准风险评估,其发展轨迹可简单概括为经由临床评估向精准评估的嬗变。虽说在"二战"前精准风险评估技术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就已开始被倡导,但刑事司法机关却很少采用。至20世纪中后期,随着风险评估技术中多元统计回归分析方法的应用,评估量具对再犯风险预测的准确性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而精准风险评估技术也随之开始大量应用于刑事司法诸领域中。一般来看,风险评估技术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刑事

简介：由于行政法和刑法之间的交叉融合，行政法规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法规范，可以成为认定犯罪的前提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围绕行政法规在刑事司法中如何适用却存在着不小的意见分歧，而分歧背后反映了违法一元论与违法相对性的理论争议。我们应当立足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从行政犯的双重违法性、行政法规中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行政法规的修改等三方面在刑事司法中准确适用行政法规。

简介：我国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制度引入公诉案件，但未做出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区分。当刑事和解与少年司法制度碰撞时，会产生不一样的效能和表现形式。本文通过追溯刑事和解本源以及将刑事和解与关联制度进行比较得到启示：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国家权力可作适当的让渡，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相比成年人应当进一步拓宽适用面。基于刑事和解之于少年司法具有利益衡平的独特价值，主张赋予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更为丰富、开放的内涵，适当拓展适用范围，合理设置和解程序，和解后果适度宽宥，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挽救未成年人。

简介：作为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适用的对象与刑法性质一致，其基本立场体现了我国刑法理论由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的倾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适用，表面上是刑事法律适用的严与宽，实质上则是司法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司法良知的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法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功能中更加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充分反映了该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

简介：摘要卫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简称“两法衔接”）工作是目前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重点工作之一，也是卫生行政执法部门比较困惑的问题。本文介绍了洛阳市卫生行政部门在“两法衔接”工作中的几点体会，指出了卫生行政执法中涉及“两法衔接”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几点建议。

简介：协商性司法是基于对抗性刑事司法的局限性而产生的一种诉讼机制。控辩双方旨在通过对话、协商、妥协实现纠纷的有效解决，其核心理念为理性协商。协商性司法有多种制度体现，在不同国家也各具特色。本文通过分析、比较美国辩诉交易、德国自白协商及法国刑事和解制度，探究司法协商机制存在的理论基础及蕴含的价值理念，并对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作出简要评析。

简介：由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主办，中共广西钦州市委、钦州市人民政府、钦州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和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少年司法制度专业委员会承办的“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研讨会，于2013年7月30日至31日在广西钦州市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回顾展望各地探索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简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特别程序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予以规定，是修法的一大亮点，也是对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完善。最高人民法院起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解释的宗旨是立足实际，确保解释符合立法精神，同时吸收少年法庭成熟的工作经验，有效解决审判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细化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完善对未成年被告人、

简介：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作为当前惩治犯罪的重要刑事政策之一,对于促进警察执法的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当前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应当以规范警察执法为视角,在重新剖析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实质内涵的基础上,纠偏当前警察执法过程中宽严失衡的现实问题,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全面贯彻到警察执法实践中去,切实推进公安机关规范执法。

简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长期以来过分注重保障未成年人权利，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暴力犯罪现象突出，成人化作案手段明显，未成年人再犯罪现象突出；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功能的冲击，对其他未成年人的一般预防功能的冲击，难以满足同罪同罚的刑法原则。在注重事后“轻缓化”处理的同时，应切实做到“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寻求替代、弥补措施来降低对刑罚预防功能的冲击，在个体差别化待遇和维护法律的威严上找到平衡点，不断协调、完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大格局。从而帮助未成年人走好人生关键的第一步。

简介：20世纪下半叶，死刑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更多关注，联合国通过了一些旨在废除或控制死刑的国际公约，并形成了一整套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最重要的死刑控制程序。结合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与当前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现状，应从启动方式、复核方式、审判组织、评议原则以及辩护制度等方面完善死刑复核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