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关注了德国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布鲁诺·陶特(BrunoTaut)在一战及其后一段时间里富于远见性的艺术行为。陶特发展了一系列新建筑类型,它们并非仅仅是一种对新建筑或新都市主义的想象,而是一种生产乌托邦式'新人类'的完整空间计划的概要。他平衡了现代都市和工业城市的高度组织性、空间性,日常经验中建造和功能在布置上的一体性,以及现代都市无秩序、未规划的扩张,还艺术性地预示了被异化和分隔的城市与乡村的再联合,并最终拉近了所有那些被分隔开的个体人、自然、宇宙。最后,作者思考了一种更宏大的外在语境条件,它支撑了这种表现主义的建筑乌托邦,并导致陶特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突然完全放弃这一主张并转而支持更为冷峻、功能主义的建筑方案,直到其去世。
简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基于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并传播。回答为什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回答"中马化"(即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与"马中化"(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化中,"中马化"是"马中化"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从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化的"中马化"与"马中化"推进到马克思主义运用中国化的"马化中"与"中化马"。"马化中"即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中化马"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化马"是"马化中"的立足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要最终推进到马克思主义创新中国化的"化马中"与"化中马",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化、时代化。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检验和发展,通过"化马中"与"化中马"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化中马"是"化马中"的落脚点。
简介: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多条河流的,但是,作光作盐的基督期望和传福音的大使命,都要求所有基督徒必须采取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故而佛道的整体出世性倾向就不足以令基督徒过多亲近。而发源于上古一直未曾中断的数千年儒学具有中国文化的最高代表性,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倾向,存在着大量可以和基督信仰相呼应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宝贵文化内涵。'基督教儒家化'这个概念不是外在形式上或体制上的耶儒混合,而只可能是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批判性比较和批判性融合。'基督教儒家化'决不是基督教被儒家化掉而是耶儒两家在批判性的对话和融合的基础上在追求真理的大方向上的共同更新。对于耶儒两家它是双向批判,最后凝结的一定是两家的精华而非糟粕。以'基督教儒家化'为精神方向的基督教中国化,特别是神学思想的中国化,其存在和展开的最根本理由就在于西方传统主流神学内部具有严重问题。追求'内圣外王'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资源可以启发性地帮助解决基督教中国化所面临的很多神学思想难题。'基督教儒家化'对于基督徒而言最主要的内涵就是借助于儒学的真理性文化内涵来追求基督真理、解读基督真理、传播基督真理。这不仅包含'怎么传'的问题,也包含'传什么'的问题。'基督教儒家化'的关注点并非是复古好古的回头看,而是指向现实和未来的传福音事业,尤其是神学思想上的'纠偏'。
简介:《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领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经验,对党领导农业互助合作的历史及基本指导方针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报告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坚守,希望通过农业合作化实现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但也体现了他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存在某种认识偏差,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当时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的积极性,对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的贫富差距看得过于严重。
简介:国家治理体制是与治国理政直接关联的国家制度体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巩固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实现新突破的保障。现代化国家治理体制具有适应性、科学性、民主性、发展性和规范性等特点,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此,必须坚持四大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内推进;坚持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