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抗战后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开始沿承总理遗教,实施“宪政”统治。为了使其宪政之治初备民主色彩,国民政府决定将乡镇保长的产生模式由委派制转变为选举制。甘肃乡镇保长民选亦在国民政府的一再催促下于1945年开始实施,然因其地僻处西陲,财力、人力均极缺乏,民众思想陈陋痼弊,乡镇保长民选一开始便举步艰难。加之内战的爆发和田赋兵役的持续加重进一步加剧了村民与乡镇保长的矛盾,乡镇保长职位不再成为乡村精英竞逐的对象,随选即辞或被迫就任者屡见不鲜,本欲借助选举以提高乡镇保长素质的民选制度却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权力结构的失衡。面对乡镇保长群体性劣化和乡村秩序的紊乱,甘肃省政府在内战尾歇之际被迫将乡镇保长的产生模式再次由选举回溯为委派。乡镇保长民选的异化及最终失败的结局,宣告了国民政府在天时、地利、人和均处不利的时境下试图通过民主的幻象来挽救日趋消亡的政治声誉,其结果只能是一场民主的滥觞。
简介:从20世纪初开始,娼业逐渐从大城市和省会城市扩散到那些由于新铁路和工业扩张而快速发展起来的地方小城镇。河北平原中部高阳的妓女就是由于乡村织布业的发展而迅速增加的。与大城市相比,高阳的妓女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多为暗娼,不像大城市有专门的“红灯区”,而是分布在城里的后街或城外的小村中;二是大部分是由于年龄偏大,在大城市没有竞争优势才转向小城镇的;三是具有独立性身份,更便于流动。高阳县政府对暗娼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主要是因为不想得罪她们的某些主顾,甚至需要她们向特定主顾提供服务,如过境军队。军队和保安部队会向妓女提供一些非官方的保护,但也会对她们造成侵扰。
简介:《醒狮周报》的撰稿人基本上出生于1890-1900年之间,他们在青年时期大多就读于都市的新式学堂,后在国内高等学校或国外继续深造,所从事的职业部门也集中于大学、报社与出版社等新型自由行业。将各撰稿人汇聚成群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对国家主义的共同兴趣和信仰。这一新型聚集途径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密不可分,集中反映了“后科举时代”知识分子新的聚集方式与身份认同的产生。但《醒狮周报》撰稿人对“国家主义”的侧重点不尽一致,曾琦等人看重的是“国家主义”这块政治招牌,王光祈、余家菊等人视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国家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何炳松、邓叔耘等人则将兴趣放在国家主义学理的探索上。在长迭两年(1924-1926)的办报过程中,随着《醒狮周报》本身思想主张的变化,以及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其撰稿人队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的分化。通过研究《醒狮周报》撰稿人的构成、聚集与分化的情况,有助于把握19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