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张大千的敦煌临摹、考察活动多彰显以审美价值,往往被视为艺术家的临摹创作活动而不为学术研究所重。但张大千以其艺术直觉的敏感性,重新发掘了敦煌归义军时期供养人像作为生者真仪的特殊性。特殊性背后,体现的是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的在地化倾向。这一立足本土、强调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现象,表现在张大千自敦煌归来后于川渝多地举办的临摹展览中,恰好呼应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救亡话语以及吁求"中国文艺复兴"的心理诉求。由此,张大千的敦煌临摹活动及作品,与贯穿整个近代中国的民族话语达成了合流。张大千的临摹手法、取向、考察路数,多有争议。回到抗战时期西北考察的历史语境下,他对艺术现象的敏感,看似摹古,却参与民族文化身份的追寻与重塑,堪称学术史中的"预流"。
简介:本文以P.2942卷末三件牒状中的多个官称为线索,探讨了唐代宗时期的河西与伊西北庭节度使问题,主要论点包括:其一,"使主""副帅""元帅"三称所指为同一人,即接续杨志烈统领河西军的杨休明,因前任为两镇节度,杨休明及其率领的河西将士遂将他赴伊西庭视为"巡内征兵",但这却触碰了伊西庭留后周逸的权利,杨休明最终于长泉遇害。其二,"河已西副元帅"系周逸的矫诏自称,唐廷并未设置过该职,由这一子虚乌有之称引申的"唐廷构建了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体制"的观点值得商榷。其三,"尚书"与"副帅"并非同一人,而是早已于甘州遇难的杨志烈,他曾主政伊西庭,故周逸谋逆作乱时自然会盗用已逝长官杨志烈名义为自己背书。其四,P.2942卷末状牒之正文中的"留后"单纯指这一职位,其所属"既要留后,任择贤良;所贵当才,便请知事"等语系谓应以贤能之人充任伊西庭留后,而这正揭示了以后两镇分别设立节度使的起因。其五,"行军"为行军司马的简称,系牒状作者自指,其人应为继杨休明之后统领河西军的周鼎,当时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挽救危局,以后自己也出任河西节度使并固守敦煌,但最终也死于非命。本文文末亦归纳了唐代宗时期河西与伊西北庭节度使任职简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