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1988年12月27日,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突蒙语教研室副教授库茨涅克夫来我院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与蒙古语言研究所及《蒙古语言文学》、《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编辑部的有关人员进行了座谈。会议由蒙古语言研究所所长诺尔金副研究员主持。她首先向客人介绍了我院蒙古语言研究所的机构、人员及主要研究成果,同时详细介绍了该所及院属有关涉入蒙古语言研究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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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在西南民族史研究中，南绍、大理国史一直是史学界许多人都想涉足的课题。但是，多少满腹经纶的专家，都在刚刚触及其表层就怯而止步了。几乎与：赶唐王朝相始终的南诏王国，历史留下给研究者们的汉文记载，除新旧《唐书》语焉不详的数百字外，弥足珍贵的就是樊绰的《蛮书》，但樊未亲临南诏，其借助二手资料所著《蛮书》错讹也颇多。因此，学识渊博的向达先生，在作完《蛮书校注》后，就没再向前推进了。而由于南诏国的向背曾直接影响了大唐王朝的兴衰，以至宋太祖得天下后，一挥玉斧，誓不与继南诏后兴起的大理国相过从。

简介：明清徽商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科举和学术事业的辉煌。徽商家庭出身的金榜,既是乾隆壬辰科的状元,也是“皖派”学术的中坚人物。通过对金榜家世生平、学术风格和社会影响的梳理与展示,借以领略以金榜家族为代表的徽州人“贾而好儒”、“贾儒相济”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

简介：回族学者马以愚马肇曾马以愚，名吉睿，字以愚，以字行。为宋太祖建隆二年（９６１年）应召入华编修《应天历》的西域鲁穆天文学家马依泽公３５代裔孙。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生干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九月甘六日，１９６１年正月十七日因冤案在服“刑”中患病逝...

简介：多年前就知道熊光楷上将,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作为一位国际战略专家,他对美国问题和台湾问题发表的谈话,曾经在国际上引起广泛注意。这不仅因为熊光楷长期担任中国军队与美国国防部的对话代表,主管中国军方的对外关系,还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的军方成员,更因为他是军事谋略专家,从国际战略的高度分析美国,研究台湾。

简介：朱诚如(国家请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教授):现在的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基础上嬗变而来的。故宫目前遗存的大部分建筑为清代,因此也最能直观展现清代的历史。清代268年的统治,其政治中心在故宫。有清一代为“家国同构”社会,

简介：俞春如，名煦牲，字和卿，晚号舂庐。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卒于1974年，终年87岁，是瑞安晚清时期的一位著名学者。

简介：将近元旦，喜得宁夏社会科学院景永时先生所赠由他主编的《西夏学译丛》三册，十分高兴。其中有孙伯君女士编《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简称《论集》）两册。《论集·说明》中称，在众多国外早期西夏学论著中，只收集“涉及西夏语言、文字、文物和文献的研究”论文，对“单纯就汉文史书描写历史事实的文章不予收录”。不言而喻，这个定位是非常恰当的。

简介：走出国门出身清贫之家的张君劢自幼便好学上进,且聪慧过人,凭着如此条件,本可以在科举取仕的路途上博取功名,无奈家道不济,只得奉母命考入上海广方言馆。这是一所洋学堂,属科举时代的

简介：石泉先生，1918年1月生于北京，安徽贵池人。他是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创立者，他对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份珍贵遗产。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近几十年来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5月4日，石泉先生在武汉逝世。本刊约请国内历史地理同行撰文，表示对石泉先生的纪念。

简介：<正>1990年5月4日,杭州大学校园内格外热闹。浙江省党政各界领导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在此隆重集会,热烈庆祝我国著名楚辞学家、敦煌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姜亮夫教授九十寿辰暨从事学术活动70周年。大家为我国有姜亮夫先生这样著名的学者与教育家而感到骄傲,衷心祝愿这位先生健康长寿。姜亮夫先生,名寅清,以字行。1901年5月出生于云南昭通。1914年入昭通高等小学,1916年入省立第二中学。1921年入成都高等师范从经学大师廖季平先生问学。1926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研究科;复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得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诸名师指授,博研群籍。而后又南下复问字于一代大师章太炎先生,学益精进。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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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正>日本第27届阿尔泰学者会议(库里勒台),于1990年7月15—18日在长野县上水内郡信浓町野尻湖饭店举行。研究北亚、中亚和西亚的学者共45人参加了会议,其中蒙古学学者有:石桥崇雄、梅村坦、宇野伸浩,海老泽哲雄、小泽重男、片山章雄、河内良弘、神田信夫、菊池俊彦、北村高、盐谷茂树、田村建一、东城敏毅、桥本胜、原山煌、林俊雄、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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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正>要重新理解和翻译像《道德经》这种已经常常传用并被译成了许多种语言的著作,乃是一种需要一定证据的难以办到之事情,因此我们就把L’·D·贝尔纳教授那句朴实无华而富有意义的话放在本书的开头当作解释:“在有所发现中的最大困难,不是在于进行那些必要的观察,而是在于观察理解中要摆脱传统的观念”(《历史中的科学》,柏林1967年版,第38页)。《道德经》对于每个认真研究它的人来说就是一种发现。作者采用的那些概念显然都是可作多种解释的;作者本身几乎也是不知道的;在整部著作里就没有—“些专有名词和其他任何说明能使一种时间编排成为可能,因此该著作编写的时代就只能按照文体标准(但是原稿和构想就不一定非在同一时期不可)近似地确定在某某“世纪”,也即确定在公元前第三世纪、第四世纪或第五世纪。这些客观困难还要包括翻译者在某种程度上要依赖于汉语注释家,而汉语注释家本身又跟他们时代的神秘主义宗教思潮、儒学思潮、新儒学思潮、法家思潮和其他流派有着明显觉察得到的依赖关系,因此就会有意无意地歪曲或纂改《道德经》学说的思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