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于明末“民变”，过去我们将其作为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研究，关注相关事件构成的复杂性，但仍将其定义为“民众起义”或者“民众叛乱”。近年，中国台湾学者借用西方社会史学者的观点，提出“集体行动”说，不再强调其对于政府的“叛乱”，而且明确指出其并不以推翻政府为目的。本文在此前研究基础上提出，社会转型期不同利益诉求与国家异化是造成明末“民变”的根本原因。

简介：本文通过对当下全球化运动中，全球化、国家权力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试说明：当下的全球化运动无法在国家权力之外运行。只能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执行。因而，此前所幻想过的种种美妙的图景，诸如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力量实现最优化配置的政治全球化以及使各个民族文化获得最为充分的发展，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实现世界文化的共同繁荣等等，都将由于国家利益这个藩篱而步履蹒跚。全球化绕不开国家权力，民族文化同样摆脱不掉国家权力。现实地说，时至今日还没有找到一种途径，在国家权力之外进行全球化，或者民族文化推开国家权力。自由发展。

简介：本文从国家权力的视角对韩非和马基雅维里相关政治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积极评价了韩非和马基雅维里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对构建强大国家权力系统的敏锐时代意识，另一方面对两人在如何构建强大国家权力系统问题上存在的诸多思想文化意义上的本质区别做了比较分析。

简介：司法权限方面的争议在界定清朝（1636-1912）诸帝与其蒙古臣民关系的实质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满蒙在法制上的互动可追溯至清朝建立前。那时，对于自己不满意的法律内容，蒙古人经常向满洲统治者求助。以汉名理藩院而广为人知的蒙古衙门的建立，可视为处理刚归顺的蒙古人信息的一种尝试。蒙古当局被赋予有限的司法权力，或者说在其职责范围内，理藩院被迫面对诉讼者试图与当局角力的困境，在形塑理藩院的职责范围上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通过审视理藩院在法律方面的权限，我们可以看到原本多元的法律秩序向更一致、更稳定的方向发展着，并呈现出一种把蒙古人纳入中华法制的趋势。

简介：“软权力”的出现是“权力”从国家领域向社会领域流散的结果，侨民和移民作为软权力资源。形成了原籍国和现籍国在非国家领域的“非零和”权力博弈。华人华侨是中国国家软权力建构的基本资源，族群特征、民族习性、文化传统、文明特性是“软权力”建构的基本常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是“软权力”建构的重要变量。中国国家软权力的建构是基于“中国价值观”的探索与实践，华人华侨的社会实践在孕育中国价值观、建构中国软权力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要重新审视华人华侨与中国的关系，改变对华人华侨“血统主义”的传统认知，并在制度设计上赢得华人社团等社会性力量的支持。

简介：散步途中，听到一中年男子高谈阔论，说起即将大学毕业的儿子，很得意，声音之大，像是在作现场直播。男子说，儿子正在市政府实习，前不久市长接见实习生，其他人畏畏缩缩，只有儿子敢于上前，从容应对，毫不怯场。谈起“教育经”，男子劲头十足，炫耀说孩子从小就跟着见世面，特别是各级官员，县长、公安局长的办公室和家里都去过，因为孩子外公曾任地委书记，常让他跟在后面，“跟熟了”，“有底气”，不怕生人，尤其面对官场。

简介：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的基本观点，着眼于解决权力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创新党的权力监督理论，形成了胡锦涛权力监督思想。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务必从源头上加强权力监督、努力构建科学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体制、加快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观点共同构成了其主要内容。

简介：

简介：民国前期贾汪矿区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逐步深入，呈阶段性起伏波动之势。民初对绅权既尊重又约束的制度安排，保障了矿区的有序发展。1920年代末国家权力全面扩张，政治失意、经济受损的乡村“保护人”即曾为地方利益代言的乡绅投向逐利性基层国家权力，转化为渔利型掮客，导致矿区失序。1933年国家权力重新调整后，新崛起的地方精英与职能强化的地方政府致力于乡村利益和社会公正，修复了矿区秩序。矿区政治和秩序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政权建设中制度变革特别是国家权力配置不断调适的结果，区域性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忽视这种阶段性特征，单纯说政权建设成功或失败有失偏颇。

简介：曹氏家族长期在敦煌地区经营其家族关系。曹氏与索氏联姻后，张议潮成为曹议金的外父王，为曹议金的登台奠定了合法性；一批张氏成员为曾议金在战场上效忠，也成为其他官员的榜样。曹氏联合了敦煌地区的实力派家族，如阎氏、李氏、阴氏、罗氏，曹氏政权的政治军事力量得到巩固；曹议金大力扶持佛教，利用佛教在敦煌百姓中的影响巩固了政权。曹议金还提拔了一批普通家族的子弟，巩固了基层统治，形成了对豪宗大族力量的遏制。张氏与曹氏政权的交替，实质是家族实力的消长变化。初期的曹氏归义军政权形成了以曹氏家族为中心，各大家族联合统治瓜、沙的政治格局。

简介：本文从人类学的角度梳理了中国乡村权力研究的进程。并考察了其研究取向和方法上的转变，最后总结了中国乡村权力的人类学研究所带来的两点启示：一是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忽视基层群众所握有的大众的权力，二是我国百年来的社会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话语转变都与现代性密切相关。

简介：我今天讲演的题目是＂编纂的权力——以《论语》为例＂,我们都知道《论语》这本书虽然跟孔子有关系,但并不是他一笔一笔写成的,而是由他的弟子编纂而成的,那么这就极有可能存在着编纂者或者被记录者之间的张力问题。例如,如果你给你的朋友写传记的话,虽然你记载的东西是你朋友的事例,但是怎么去记载,所有的材料编成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或者你编纂的这个故事要说明什么,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简介：<正>前言清朝为了统治喀尔喀蒙古,在乌里雅苏台设立了常驻的定边左副将军,在最初的四十五年间,三位喀尔喀王公,即喀尔喀赛音诺颜部中左末旗扎萨克和硕亲王策凌和其长子成兖扎布、次子车布登扎布先后被任命任职。关于三位喀尔喀王公连续被任命担任清朝在喀尔喀的这一最高驻防官官职的背景,我认为当时清朝是利用喀尔喀王公对尚未确立直接的“盟旗制

简介：

简介：英美关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双边关系中极为重要的一次转折，以和平的方式在美洲完成了权力转移。在国际层面上，英国世界霸权的衰落，欧洲新兴强国的崛起令英国应对不暇，而同为新兴大国的美国所主导的美洲体系的崛起则填补了西半球权力的真空，同时与英国的世界霸权体系互为弥补。在国内层面上，英国经济军事实力下滑，美国国力蒸蒸日上，但双方以仲裁、谈判等外交手段不断化解双边关系中的冲突与摩擦，建立起两国间的信任机制。此外，在主要政治人物的引导和参与下，两国相通的文化、意识形态与政策思维成为两国关系的润滑剂。几种合力共同推动英美两国之间以和平方式完成在美洲的权力转移。

简介：东晋初期，皇权与士族之间以及土族内部存在着权力分配的微妙平衡。王敦第一次举兵是反对元帝打破此平衡之举，第二次举兵却是自己主动打破此平衡，因此众多士族对此的反应前后大不相同。最终，这场各方力量参与的博弈维持了东晋初期权力平衡的局面。在这场权力角逐中，名望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通过对王导、元帝、王敦、周颉、温峤等人社会资本与政治权力的分析，可以揭示出文化场域中名望与政治场域权力间的互动和转化。

简介：

简介：1940年代中期至1950年代末，冷战对美国国家构建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一种全新的现代美国国家形态——“国家安全国家”——在“为总体冷战而进行总体准备”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国家安全国家构成对美国主流政治传统的重大偏离，其创生、扩张和演进是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构建和总体政治变迁的重要方面。它不仅涉及联邦政府组织体制和对外政策决策程序的重组，也涉及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国家安全国家的中枢制度和标志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经历的持续变动体现了国家安全国家与“帝王式总统权”之间存在复杂的共生和互动关系。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国家安全国家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与“福利国家”和“管理型国家”共同构成20世纪美国国家构建和国家扩张长期运动的三个基本向度。

简介：基于信息权力论视角,智慧城市的建设可以理解为面向信息权力争夺的城市竞争力提升战略。本文将信息权力分解为信息生产、信息获取和信息控制三个权力维度,并对其测算方法进行了讨论和定义;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有23个＂智慧城市＂的信息权力进行了测度,并将之与城市竞争力评价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结论显示,我国城市信息权力个体差异明显,尤其表现在信息生产和信息控制方面;城市信息权力和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多种组合类型,亦可为进一步的智慧城市建设因地制宜提供借鉴。根据分析结论,特别强调对于信息权力培育的重视,以及信息生产、信息获取和信息控制能力三者的协调发展。

简介：北宋神宗元丰官制改革以后，宋朝中枢机构由“中书门下——枢密院”体制转变成为“三省——枢密院”体制，改制后的“三省”代替了之前的“中书门下”，成为宋廷主管民政事务的最高政务机构。随着政治环境、人事变动、派系斗争的变化，三省的权力运作与决策机制不断调整，而机制的变化也在促动着人为政治的发展。神宗时期由于中书省掌握取旨权，在三省中权力最大；元丰八年以后开始由中书省权重转向三省同取旨；哲宗元韦占三年吕公著任平章军国事后，三省权力运作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北宋末期权相当政．不断打破原有的三省权力格局，三省最终沦为宰臣专政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