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为研究古代麻江型铜鼓的成分、工艺和矿料来源及麻江型铜鼓与遵义型铜鼓的发展源流关系,本研究采用扫描电镜能谱分析、金相显微镜分析和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等方法,对所取4面含砷麻江型铜鼓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其为Cu-Sn-As-Pb四元合金。同时结合文献研究可知,古代麻江型铜鼓中含砷的情况较为普遍,且含量较高。将该4面麻江型铜鼓与含砷遵义型铜鼓进行成分及铅同位素比值对比及地缘、矿产进行相关研究可知,含砷的两种类型铜鼓存在着一定的源流关系,并且含砷的两种类型铜鼓的矿料可能来源于云南文山地区与广西百色地区一带。
简介:牙含章先生是研究中国传统民歌花儿的先驱,是临夏籍知识分子中研究花儿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研究花儿的人。牙含章先生对花儿的研究著述是上世纪30年代初完成的。其中包括1篇花儿理论研究文章《花儿再序》,100多首搜集整理的花儿唱词,及1封《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其中《花儿再序》文章及100多首花儿唱词是他在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二年,即1932年到1933年写成的,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寄给当时编辑《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的张亚雄先生。《花儿集》一文连载于当年十一月《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署名冀达斋主。《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是他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看到当年九月十八日《甘肃民国日报》登载的一首花儿的注释错误后写给张亚雄先生的,随后由张亚雄先生刊登在当年十一月七日的《甘肃民国日报》上。牙含章先生以上著述后经张亚雄先生修改,收入其编著的《花儿集》中,这本书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一月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花儿集》的出版,使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也由于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散漫于这本书中,使人难以了解其原貌。牙含章先生是一个终身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忠实的共产党员。他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家,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花儿研究则是他早期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展现和了解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不仅对研究他的人生轨迹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大有裨益于人们了解花儿整理研究工作的早期历史。这是编校者竭力复原牙含章先生花儿著述的根本动机。编校者在翻阅相关资料、调查相关人士的基础上,根据张亚雄先生在初版《花儿集》89—90页、148页、150页、1
简介:1946年底,蒋介石国民党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内战全面升级,战火与硝烟开始重伴中国。形势所迫,作为游离于针锋相对的国共之外,并曾以第三方面形象出现的各民主党派不得不面对国共和谈大门彻底关闭的现实。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在国共之间的炮火中,是有所倾向呢?还是寻一条其他的出路?手无寸铁的各民主党派,自然没有枪炮可拿,在国共间的战场上厮杀出另一条路,他们所能用的也无非依旧是他们的口与笔。于是,在口诛笔伐之际,各民主党派经历了两次关于“中间路线”的大讨论。一“中间路线”大讨论的缘起,也就是第一次大讨论的缘起,是由于1946年12月22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提出,在目前局势下,“第三方面的立场‘没有中立,只有是非”’。以此为开端,作为评判第三方面的各民主党派的立场为中心话题,许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言论,各陈己见。12月24日,(文汇报)发表民建会常务理事施复亮的文章(中立、调和与中间派),首先对先前《文汇报》发表的社论进行回复。文章认为国共两党都离开了政协路线,内战才会爆发。在谁也无法消灭对方的前提下,只有“以拥护政协决议为当前的最高任务”,即坚持以政协决议为准绳的‘冲间路线”,才能挽救时局...
简介:本文对康熙中期刊刻的笔记小说集《三冈识略》的成书背景进行考察,并对此书后来所经历的周折做了详细介绍。《三冈识略》的作者董含是晚明高官董羽宸的长孙,他于1678年为《三冈识略》撰写序文,经过多年的扩大补充后,此书于1697年终于写完。《三冈识略》的第一次刻本之所以流传不广,是因为它的一位读者(很可能是松江举人金维宁)给《三冈识略》扣上了“谤讪朝廷”的罪名。这位读者的举报信声称,书内记录年代时仅写甲子而无顺治、康熙年号,是不正统的,同时指责董含对清政权有抵触情绪。本文对《三冈识略》与《莼乡赘笔》的关系也进行探讨,认为《莼乡赘笔》是清代后期的一名编辑或书商在《三冈识略》的基础上擅自编出来的。
简介:本文首次刊布敦煌莫高窟北区B125窟出土的一件回鹘文残卷,对回鹘文原文进行拉丁字母转写、汉文翻译和注释,并对残卷的翻译年代、版本和翻译方式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