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着名历史学家和敦煌学家的向达与着名画家的张大千,由于敦煌而结缘并结怨。1942年,向达因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到达敦煌,此前张大千已率亲友在敦煌临摹壁画。由于对敦煌石窟艺术保护、研究、临摹的不同看法和态度,双方发生了矛盾。向达在1942年12月的《大公报》上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对张大千在敦煌的行为作了批评和指责。向与张的矛盾或冲突,首先是是非之争,即张大千在临摹壁画时对敦煌艺术的破坏,作为学者的向达要保护敦煌,反对、制止这种破坏。其次,也有考察期间经济、生活等特殊情况的因素,同时还应该是学术观念之争。他们之间的学术之争,涉及了当时的学术理念、生活状态、学术团体与个人、学界与政界的关系。
简介:张大千的敦煌临摹、考察活动多彰显以审美价值,往往被视为艺术家的临摹创作活动而不为学术研究所重。但张大千以其艺术直觉的敏感性,重新发掘了敦煌归义军时期供养人像作为生者真仪的特殊性。特殊性背后,体现的是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的在地化倾向。这一立足本土、强调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现象,表现在张大千自敦煌归来后于川渝多地举办的临摹展览中,恰好呼应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救亡话语以及吁求"中国文艺复兴"的心理诉求。由此,张大千的敦煌临摹活动及作品,与贯穿整个近代中国的民族话语达成了合流。张大千的临摹手法、取向、考察路数,多有争议。回到抗战时期西北考察的历史语境下,他对艺术现象的敏感,看似摹古,却参与民族文化身份的追寻与重塑,堪称学术史中的"预流"。
简介:张大千的“画家”之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传奇,迥异于20世纪的其他中国画家。但也正因为其复杂和多面,导致在研究中常出现各执一端、相互矛盾的评价差异。本文拟从张大千对于自我“画家”身份的认同、建构并且自觉调适这一角度切入,围绕其三四十年代学习“画家之画”的主张与实践进行探讨,将其回置于当时的画风转向中,分析这—主张提出的内外原因以及如何具体展开;通过对“画家之画”的学习,探讨他如何形成自己的一套画学论述,不断拓展中国绘画史的深度,并最终促成其“画家”身份的转化,走向晚期自我创造的独特绘画新貌。透过张大千的“画家”之路,思考其背后所蕴含的自觉意识、技艺经验和史观维度可以为当下的中国画发展提供怎样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