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前苏联剧变其主要原因在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本文通过分析苏联集权体制的嬗变过程,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积极吸收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文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渐进式战略稳步地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简介：芒福德从技术发展史和人类生命应有的模式两个视角阐述了民主技术体制与集权技术体制的表现形式,以及由民主技术向集权技术转化过程中伴随着的人性发展的此消彼长,揭示出当技术无限制增长为“巨机器”时折射出的“反人性”的-面,呼吁“人的本质在其完整性上不能被托管”,表达出对人类健康发展的深刻关切.这些观点对今天我们重新审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简介：近代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期,晚清政府出于＂内乱可饵,外患渐轻,皇位永固＂的现实考虑,开始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在对欧美、日本等多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进行反复比较与权衡后,清政府选择了日本政治模式作为自己改革的蓝本,并试图通过立宪,改变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但借助改革索取特权,使得统治者迫于统治危机和社会压力而进行的旨在恢复濒临崩溃的统治秩序进行的重建尝试,非但未能挽救其统治,反而成为王朝覆灭的致命伤。

简介：中国刑法解释活动垄断于特定国家机构而形成科层化、集权化体制;域外法治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刑法解释则垄断于各级法官而具有分权制衡性的特点。集权化刑法解释体制不仅不能达成统一刑法适用之目的,反而暗含反法治的风险。集权化下适度分权的刑法解释机制是较为妥当与可行的路径选择。

简介：流行的集权一分权二元对立思维使很多人对权威下的分权改革抱有疑问。本文首先指出《决定》中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就是建立“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并通过梳理一些基础性概念，诸如行政性分权与市场化分权及其与中央集权的关系、法权与治权之间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时间性”以及制度变迁中的关键时刻与常规时期，说明为什么不能将集权与分权简单对立化处理。

简介：寻求一种与党国体制相兼容的权力制约模式,是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性难题。近日,政治与行政学界十余位著名学者,以浙江大学陈国权教授在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基点,通过工作坊的形式对此议题展开了学术探讨。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将陈国权教授的核心思想概括为＂新三权论＂,并对其贡献与不足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剖析。本次工作坊得出了如下基本共识：既有知识体系已经不足以充分解释当前中国政治体制变迁中的诸多现实问题,未来的研究工作必须立足中国情境,细致描述现象、客观认识经验,发现真实问题并着力将问题予以知识化。

简介：<正>中国封建社会古老而漫长。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如果从秦始皇统一六国算起,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经历了两千一百年之久。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但迄今为止,我们对它的研究还很不够,特别是对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运动规律的研究还很不够。本文试图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形成作一些初步分析,以就求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简介：秦统一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严密的中央集权制度。从此,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就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全部法制活动的起点和归宿。本文简要分析了秦朝中央集权制度迅速瓦解的原因,以期获得对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深刻认识。

简介：<正>目次一、导言二、日本公司法关于股东大会召集权的规定三、日本股东大会召集权制度的规定对我国的启示一、导言我国公司法自1993年12月29日颁布以来,在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在立法时未曾

简介：作为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为了应对分权改革需求，平衡集权、分权、治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法国设置了数量众多、形式各异的中央政府行政派出组织。法国中央政府的行政派出组织根据权限范围可分为一般权限和专门权限两种，其利用自身严密性、多变性、专业性及整体性等特点，加强了中央集权，奠定了地方政府的雏形，构建了跨域治理的基本模型，调整了行政区划，形成了具有法兰西特色的行政派出组织。

简介：<正>目次:一、引言二、自上而下的社会经济成本(一)社会资源的错误配置(二)人为加重地方负担(三)"政绩工程"与地方资源浪费三、自上而下的政治与法治成本(一)政绩体制与形式主义(二)地方腐败与买官卖官(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四、中央治理能力的局限性(一)信访——没有办法的办法(二)中央信息匮乏(三)只审计不处理(四)中央监管不力

简介：中国国家结构形式存在“过度分权”与“过度集权”的“制度悖论”，源于中国的两套相对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组织系统，此即：具有过度分权之“联邦制”属性的人大组织体制，和具有高度集权之“单一制”品格的政党组织体制。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制度调整”过程说明，人大组织体制与政党组织体制的“合作成效”，大体上决定了中国宪法制度实施和变革的实际效果。充分考虑宪法文本和宪法惯例的“规范组合”，乃是中国宪法规范诠释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简介：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不仅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对我国行政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如何适应时代潮流，积极推动行政文化从传统集权型向现代民主型转变，建构符合时代特色的行政文化，是当前我国政府必须面对和着手解决的重要课题。

简介：《禹贡》非为记禹治水之功,实乃为建构中央集权式的政权而为的立法的记录(或追述)。篇中划分九州、导山导水、锡土姓等,乃是借助贡赋体系重整地方秩序,强化中央控制力,并使之向地方垂直渗透的具体制度设置。五服制度更是权力中心化和天下向心化政治理念的落实。此外,《禹贡》不敬天而尚地、不崇德保民,亦不以君臣关系为意,这些与中央集权的立法理念一道,合于殷商之《洪范》而异于五帝时代的《尧典》和西周政治文化。考其缘由,要在禹夏属中国上古文化两大对立、竞争传统之一的技术传统,坚守阴本、私化、治权化立场。《禹贡》开启的中央集权式立法理念和天下模式,后为殷商和秦帝国所承续,逐步完善为后世所见的专制集权式的中华帝国。

简介：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人们提出种种不同的思路、设想、方案、“模式”，影响较大的还是欧美的“民主模式”和前苏联与前东亚的集权模式。中心问题仍是“集权”与“民主”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我们的改革方针应该是从中国今天的实际出发，大力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政治文明，同时重视汲取和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成果。

简介：王志强《清代国家法：多元差异与集权统一》一书,在集权统一的政治架构下,分析了清代国家法体系的内部多元形态.该书首先选取清代条例中的地区性特别法和以省例为代表的地方法规这两个切入点,讨论国家法文本上的统一与差异;无论是中央制定的地区性特别法,还是地方制定的省例,都呈现出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微妙的互动与相对性.继而通过国家对于民间习俗的态度、运用律例的方法以及成案的效力与作用,考察国家法实践中的统一与差异.清代国家法的多元结构,也体现于部院则例、民族条例和地方政府发布的规范性告示.成案的法律效力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刑部官员援引成案的动机可能是策略性而非制度性的.

简介：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人开始海外殖民征服运动，这对于处于洲政中的美国人而言无疑是一次正义的冒险。“擅长治理是上帝赐予英语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恩典，因此我们可以统治野蛮落后的民族。”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艾伯特丁·贝弗里奇曾这样声明，“在所有的种族中，上帝选择美国人作为重建世界的最终领导者。”1898年，美国在菲律宾发动了一场军事征服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了新世纪的最初几年，并使菲律宾成为美国最大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殖民地。这场征服运动既包括激烈的斗争、严刑拷打、强迫安置以及可怕的屠杀，同时也竭力通过“亲善的同化”来怀柔菲律宾社会重要阶层。1901年7月4日，在威廉·麦金莱总统的指示下，“为了促进菲律宾群岛人民的幸福、和平和繁盛，一个文治政府建立起来了……（文治政府）最大限度地遵从菲律宾人的习俗、习惯、甚至是偏见，这些是形成一个公正有效政府的必要品质。”

简介：当前我国基层政府的公共性仍然是传统“集权公共性”的延续,而所要构建的现代公共性一定是一种“分权公共性”。政府“集权公共性”的弊端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显露无遗。以苏州市X区政府为例“,大政府”大包大揽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造成了公共服务低层次的均等化;财政经费短缺及人力不足;购买公共服务力度较低;以及即使财政投入不断加大,民众获得感仍然很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将政府传统“集权公共性”转变为现代“分权公共性”。构建基层政府现代“分权公共性”的具体路径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强政府,大社会”;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促进其承接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提供;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定,提升民众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