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法治型政府建设中，城市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诉求与基层社区治理体制存在固有矛盾：如何权衡城市社区规划建设与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如何有效帮助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如何培养城市弱势群体法治意识？在保证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同时如何确保城市的文化传统不受破坏。通过上海市阿大葱油饼案例研究发现：城市弱势群体法治观念较弱，没有畅通的利益诉求机制，僵化繁琐的行政管理机制一定程度上束缚其发展。鉴于此，基于社会冲突论、社会选择论、非零和博弈论以及网络治理理论等理论，提出包容性的政策建议，旨在确保城市弱势群体生存空间。

简介：感知距离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旅游满意度以及旅游者的目的地选择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运用由感知距离定位图获取的第一手数据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法,研究了中国人对距离远近的感知标准及不同常住地、性别、学历和年龄群体差异。主要结论为：中国人对距离远近感知标准为：直线距离≤200km、时间距离≤4h感知＂很近＂,直线距离200—400km、时间距离4—8h感知＂近＂,直线距离400—700km、时间距离8—13h感知＂远＂,直线距离700—1000km,时间距离13—20h感知＂很远＂,直线距离≥1000km、时间距离≥20h感知＂遥远＂;常住地交通便利程度、性别、学历、年龄都在影响着人们对距离远近的判断。本文首次实证研究了中国人对距离远近的感知标准,丰富了感知距离研究内容,研究结论对于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具有实践指导价值。

简介：本文以生态脆弱群体的就医偏好与决策行为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从生态脆弱群体的属性特征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态脆弱群体就医偏好与决策行为。从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来看，自变量与各别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其渐进Sig．（双侧）值均小于0．05。其中：生态脆弱群体的教育程度、经济和身体状况等属性特征与生态脆弱群体的就医偏好存在显著线性关系；社会因素中医疗服务满意程度、医疗条件的优劣、就医程序复杂程度与生态脆弱群体的就医决策行为存在显著线性关系。据此，形成了两种类型的就医行为模式，即“自养”和“异养”型模式。研究结果可为生态脆弱群体就医行为类型的划分提供借鉴，促进行为地理学和健康地理学的融合研究。

简介：“精准扶贫”是当前经济社会工作的一项重点工作,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实现。重点从基层政府等待扶贫项目、资金;扶贫主管部门等待政策、资金、项目;贫困人口等待、享受被精准扶贫;部分参与机构（企业）等待扶贫商机这四个方面对坐等扶贫现象及其蔓延进行分析,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方向,并从让贫困人口先站立、再扶持;避免扶贫政绩化、任务化、运动化;避免宣传误导;加强扶贫的针对性方面,提出了避免坐等扶贫现象蔓延的政策建议。

简介：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不断深化，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也面临着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挑战。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街居制”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党和国家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国城市基层社区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成了社会学和社会工作者所面临的新课题。如何实施我国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中国各大城市正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结合贵阳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对我国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作了一些理论和实际操作层面的探讨。

简介：＂乡＂是中国古代金字塔式集权体制中的重要地方基层区划,宋时其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通过对宋代建昌军诸县所辖＂乡＂的研究,认为宋初乡应该还是一种用于收取税赋的地域单位,北宋中后期才完成＂地域化＂转变,唐末宋初乡数的减少及随后乡的＂地域化＂转变与人口的变化息息相关。宋代乡名有逐渐雅化和由地理型向教化型转变的趋势。宋以后乡数和乡名变化变动都较小。

简介：基于归因理论,本文构建了生态旅游涉入、群体规范和旅游者环境友好行为意愿之间的理论关系模型,并用369份观鸟旅游者的抽样调查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生态旅游涉入和群体规范均对旅游者环境友好行为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2）生态旅游涉入对旅游者一般环境友好行为意愿和特定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的影响均较强,能促使旅游者产生积极主动的环境友好行为意愿;（3）群体规范对旅游者特定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的影响最强,具有规定或约束旅游者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的功能。研究结果对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生态旅游活动组织等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简介：中国女摄影家协会“送文化、下基层”走进徐肖冰侯波故乡桐乡市摄影系列活动日前在浙江省桐乡市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女摄影家协会、桐乡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桐乡市委宣传部、桐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桐乡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

简介：当前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各类社会矛盾呈现多发趋势，传统的社会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矛盾化解方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困境，探求新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十分迫切。杭州市的社会矛盾“大调解”化解机制建设作为一项新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充分体现了政府与社会力量的有效协同，也取得了良好的绩效。分析其制度要素组成，挖掘其内在运行逻辑，剖析其制度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制度改进措施，对这一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及其在横向、纵向的再复制都将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