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苏联为了在中国开展革命工作、协调与中国的关系,于1924年5月31日与中国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和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这样,在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期间,外蒙古充当了苏联向中国内地输出革命的"走廊"。但很快中国大革命失败,中苏关系走向全面恶化。与此同时,苏联国内政治状况发生变化,斯大林模式开始形成,而日本称霸东北亚的对外侵略扩张计划也粉墨登场。在上述三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苏联开始形成了维护自身安全的战略缓冲政策,并最终完全得以实现。苏联该政策的实行完全是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对中国危害极大,不仅使中国又丧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还扶植外蒙古建立了独立国家,使中国又多了一个潜在的地缘对手。
简介:当前边疆省区在努力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大多充满"从边缘到中心"的情怀,试图以此摆脱边缘化的角色。尽管这种从边缘到中心的角色定位,很多时候是基于"在地化"的视角而发,但从一个层面亦表明,不能将中国历史看作从某个中心越来越远地向外辐射其政治—文化支配力的单向"融合"的过程。落实到"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来,边疆省区将本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置于优先地位可谓应有之义,但从国家战略层面予以考虑,边疆省区应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必需的软实力,俾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共享价值观的构建。当然,中央政府亦应承担顶层设计者角色,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省际利益平衡、开发开放与边疆稳定等方面给予协调,为边疆省区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切实的助力。
简介:红色旅游具有共生发展属性,探索红色旅游共生发展空间特征是一个揭示其本质特征的基础性工作,学术价值明显,实践意义重大.本文运用集聚水平和联系水平两大指标描述红色旅游共生发展的空间特征,结合其实际情况,引入密度权数和品质权数、交通线的通达性权数,定义质量集聚度指数和通达性指数,形成一套多元主体空间特征的描述方案.长株潭地区红色旅游发展水平高,各类旅游资源丰富,在发展中共生共荣,运用该方案对长株潭红色旅游共生发展多元主体的空间特征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长株潭地区红色旅游共生发展呈现集聚分布特点,其中又以炎陵县、宁乡县、长沙县集聚程度最高;长沙、株洲、湘潭的质量集聚度存在差异,长沙各类旅游区的质量集聚度大于湘潭,湘潭的大于株洲的;县域之间交通网络的连接度和通达度较好,但旅游区层面连接度处于中等水平,通达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红色旅游共生发展应该注意:(1)突出优势资源打造旅游区主体功能;(2)加强建设宣传提升旅游区品质水平;(3)注重旅游道路建设便捷旅游交通体系;(4)促成要素集聚铸造和谐旅游共生关系;(5)形成共生发展示范带动相关区域发展.
简介:社会变革的加速、文化思潮的演进和大众需求的转向使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协同呈现为当前迫切的问题。本文吸收文化记忆等理论,建立起乡村遗产的"文化记忆-展示-凝视"模型,认为,乡村文化记忆是文化展示的基础,乡村遗产的主题化展示为凝视确立了具体的视觉焦点,文化凝视又以获取文化记忆为旨归。继而,在城市与乡村的结构张力下,本文从主人与客人、实践与表征、历时与共时的双重维度考察了乡村遗产的主体、性质和构成。本文并以鲁西南3个典型村落为例,从记忆符号梳理、展示主题定位和凝视目标强化等方面,构建起乡村遗产保护利用的实现路径,提出乡村遗产保护与利用模型、乡村地方感培育、乡村文化记忆载体化及遗产"展示-凝视"模式等建议。
简介:利用中国1999~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对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旅游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非线性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发展的作用存在双重门槛,当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处于低层次区制时,交通基础设施对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当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处于中层次区制时,交通基础设施对旅游发展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当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处于高层次区制时,交通基础设施对旅游发展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为此,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正确认识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发展的作用,避免盲目的投资建设;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时要结合地方实际,引导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积极作用;重视交通基础设施与其他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同步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