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一、引言史前时期,木器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木器在一般情况下易于腐烂,不易保存,而只有在某些地下水相当丰富的沼泽地带才能较好地保存下来。所以,长期以来,木器并未受到考古学家的重视。在我国较早发现木器是在60年代初,在浙江的钱山漾发现过一批。但是,由于当时发现的材料并不多,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直到7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河姆渡遗址的两次发掘,才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也只是集中注意干栏建筑而已。后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江苏常州圩墩、吴江梅堰、溧阳洋渚、吴县澄湖古井、浙江桐乡县罗家角、余杭反山、瑶山、宁波慈湖、余杭庙前等遗址发现了一批木器。尽管已有一批遗址出土过不少木器,但是,目前尚未有人对这批
简介:阿尼玛卿山的虫草经济经历了三个不同形态和阶段。在"散挖-行商"阶段,高海拔草原成为季节性人口争相涌入和采挖虫草的公共资源。虫草商人处于行商阶段,市场体系尚未成型;在限采·禁采阶段,草原承包制在公有制语境下有名无实,各级政府介入分肥,限制和禁止的高压行政管理未能减缓外来人口的压力。随着政府角色从利益相关者转变为社会服务者,虫草经济开始对生态移民政策发挥积极作用,虫草商人也从行商中分离出来;在契约-电商的新阶段,草原承包制全面推行,牧民获得草原收益和管护的权利。市场体系建立后,契约交易发展迅速。虫草电商的崛起加剧了虫草资源的竞争和垄断。虫草给牧民带来生计机会和草原经济的繁荣,同时也给草原生态带来巨大压力和可持续性问题,以及藏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政策设计应着重维系人类、文化和自然的连续体以促进草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地处珠江三角洲范围的博罗县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设施条件、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而受到各类投资者的青睐,大量的工业企业落户博罗,尤其是在博罗的西部地区即“博西”形成了以园洲、石湾、龙溪等为代表的一批工业城镇。工业城镇由于外来人口多、精神文化方面的差异性比较大,因而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其在很多方面都与其他传统的城镇有着巨大的差别,在群众文化方面的差别尤其明显。工业城镇工业企业多,工人数量多、来源广泛等特点,使得工业城镇群众文化在活动主体、活动内容等方面都有鲜明的特色。本文将以博罗县工业城镇的群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博罗县工业城镇群众文化的现状,阐述繁荣工业城镇群众文化的意义,并就繁荣博罗县工业城镇群众文化提出建议,以期对博罗县工业城镇开展群众文化建设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简介:在城镇化急促推进的过程中,文化生态迅速变迁,民俗文化不仅仅以消亡的形式呈现,它也不断糅合新的时代因素,发生进化、传播、发明及涵化,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民俗文化反哺机能始终在发生作用。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注人本身,在本质上与民俗文化反哺的效能发挥是对立统一的。因而,努力激活或发挥民俗文化反哺的效能,有效利用文化生态机制、社会控制机制、社会和谐机制、创意资源机制、身体技术机制和心理认同机制等反哺的潜在维度,加强民俗文化保护,关注农民市民化,营造“记得住乡愁”的民俗文化生态,因势利导,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型城镇化推进的成效和目标的实现。
简介:<正>先秦时期,创造我国东南地区文化的主人,过去学者一般均认为是越族(百越)。可是在近年来,有些治越史者又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1.认为“越”本国名,其族为“闽”,后亦把越用为族称;2.福建的土著族是“闽族”,汉代的“闽越”系福建土著“闽族”与南来的客族“越族”混合;3.“越”是被称,越人自称“濮”;4.“百越”与“百濮”是同一民族在不同时代的称呼,战国以前称“濮”,战国以后通称“越”。针对以上各家之说,本文也就“闽”、“越”、“濮”诸族的关系,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一依史书记载,在我国东南地区的苏、皖、浙、赣、闽和台湾等省,古代居住着一些不同的民族。就各地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除福建、上海目前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外,其他省区均有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