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今年5月21日至29日,由中国曲艺家协会、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协会联合主办,福建省曲艺家协会、财团法人台北艺术家文教推广基金会联合承办的“第八届海峡两岸曲艺欢乐汇”在台湾成功举办。至此“海峡两岸曲艺欢乐汇”品牌已走过八年风华岁月。

简介：《师恩如歌》是佟文西作词,左翼建谱曲的一首艺术歌曲。歌词讲述的是对老师的感谢,感恩老师的培养,笔者选择了杨小勇和王秀芬的演唱版本进行分析。杨小勇版动人深情,王秀芬版华丽大气,两个版本有诸多相异之处,笔者从伴奏、演唱等方面进行分析。

简介：自《琼斯皇》问世以来,历来的研究主要围绕着该剧中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而展开。本文认为奥尼尔在创作该部剧时从第二场至第六场采用了倒叙式叙事手法指导下的情节编排,从剧中主人公杀死黑人伙伴杰夫,一直回溯至整个黑人民族被贩卖的那段历史,在此过程中,深受白人文化洗礼的琼斯在体内有一股自身民族的血液冲击着他,他所信奉的西方＂神＂与其内心不断出现的非洲＂神＂之间展开了愈来愈激烈的较量。

简介：一钟两音不仅是先秦青铜乐器制造上的重大发明，也是设计、建构整个曾侯乙编钟音系统、包括其钟体十二音结构的逻辑起点和基石。在其受制于大小三度音程关系的限定条件下，周代乐人通过正侧鼓音的十二音名配置和一钟两音的特定组合模式，把以音名呈现的、以单个三音组为十二音结构单元、由宫、徵、商、羽四个原位三音组形成的理论十二音，转换设计成一种以一钟两音为构音单位的钟体十二音结构。在曾侯乙编钟的主体——中下层甬钟和上层绚纹钮钟上，它是以三钟六音的“一横两纵”或“三横纵叠”组合模式构成的一对三音组为结构单元，由两对三音组结构单元相加而成的六钟十二音结构形态。由此，也产生了相应的三音组连接规律和音高排列样式。通过一钟两音的研究视角发现，一些几成定论的曾侯乙编钟乐律学前期成果需要重新验证。

简介：音乐作为一种听觉艺术，会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不能用确切的话语来诠释。而唐朝诗人们在诗词的创作上，通过一系列写作技巧以及语言艺术将虚幻缥缈、无形之音用精湛的词汇展现了出来。琴诗是唐朝众多诗词题材中的一个分类，诗人对于琴诗的创作有别于其他题材诗词。诗人用文字来诠释内心情感，通过这些诗文我们也会感受到琴声的律动，感受琴声的欢喜悲伤。本文通过具体的唐代琴诗来分析诗人是如何用语言来描绘音乐的。

简介：杨荣环先生身兼京剧梅、尚两大流派艺术,他将两派的一些名剧重新演绎创新,特别是一些几近凋萎的折子戏,通过故事完整、情节动人的内容,精湛的技艺,以更加好听好看的舞台面貌重新呈现给观众,《银屏公主》便是最具代表性的剧目。比较来看,1950年版的《银屏公主》,其唱腔设计、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技术技巧等方面的呈现都显得平淡。而80版的《银屏公主》,经过杨荣环先生下大功夫改编,使原来剧场效果平平的戏,成为令今天的观众喜爱、惊叹的佳作。杨荣环先生是以个人独特的禀赋才华,深厚广泛的艺术学习基础及数十年的艺术实践积累,才能游刃有余的将众多流派之长融为一体,被内外行称为“出出戏有绝活”的“环派”艺术家。研究学习杨荣环先生两个版本的《银屏公主》,探究老一辈大师对一出戏的不断改编完善的思路过程,进而重新审视我们以往传承剧目的教学模式。

简介：咏叹调是美声演唱和教学活动中的核心领域之一,巴赫的德语咏叹调则是该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约翰受难乐》中两首女高音咏叹调《我用喜悦的脚步追随着你》和《破碎了,我的心》进行风格分析和演唱教学探析是拓展我国美声演唱与教学曲目,丰富提高美声演唱方法的重要途径。从音乐表现上看,这两部作品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分别表达了欢欣鼓舞和悲苦沉痛的心情;两部作品均采用了巴洛克时期最为常见的A-B-A返始咏叹调形式（Da-capo-Arie）,体现出利都奈罗结构（RitornelloForm）的回旋交替原则,同时展示出巴洛克时期音乐模写、器乐风格和自由对位手法的完美融合。在演唱中,歌唱者应建立正确的声音概念,积极借鉴巴洛克器乐的技法和风格,综合运用合理的声乐技术塑造完美的艺术形象。

简介：北方昆弋作为南派正宗昆剧之分支,清晚开始活跃于京、津及河北乡间,其班社民国初年进入北京,引发了民初北京的“昆曲中兴”。北方昆弋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昆曲大王”的韩世昌曾于1919年、1937年两次到南方的昆剧演出中心上海进行演出。以韩世昌为中心的北方昆弋班的演出,不仅向南方观众展示了北方昆弋的演出特色,更刺激和唤醒了江浙曲家挽救昆剧传承的自觉,对于南派昆剧的重兴与传继,两度起到了重要的刺激和促进作用,从而在近代昆剧演出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简介：＂使职＂是君王的治乐需求所赋予士大夫文人的一种临时派遣性职责;＂乐官＂是隶属于音乐机构、以管理音乐事务为主要职能的一种伎术官员。历代君王功成作乐、除旧布新、移风易俗、参定音乐政策之时,无不需要士大夫配合。君王赋予练达故事、明解朝章、受其信任的士大夫以＂音乐使职＂制定具体政策,并由乐官贯彻,利用官署用乐机构实施,构成了中国古代礼乐制度形成与运行的大致模式。＂音乐使职＂与＂乐官＂既有上承下行之关系,亦可相互转变,是古代士大夫参与制定礼乐文化政策的两条具体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