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的基本假设是叙事本身并非线性的或者碎裂的,线性与碎片性都是阐释的结果。读者若对一致性感兴趣,便倾向于在每一种叙述中找到线性,若是乐见对于碎裂的人类境况的表征,则几乎无法看到线性。这一假设可由四个例证论述。第一个例证是明显属于线性叙事的小说《三个火枪手》。细读其《序言》可知,该文本目的在于突显其虚构性,一直调用叙事聚焦,颠覆角色的身份,动摇年代顺序,对线性提出挑战。第二个例证则是匈牙利1930年代的冒险小说,从叙述时间处理的角度看,这种文类中通常会很简单,但该小说则不然。突兀的叙述只在读者的回想中才才变成线性的,与主角那侦探似的故事创造者一样。因此,传统认为的线性叙述文类在后现代文学熏陶下的读者看来,有可能是碎裂的;这一点与此文例举的另外两部非常复杂老道的叙事恰成对照。这两部碎片化的后殖民叙事作品是拉什迪的《小丑沙利马》(2005年)以及俄罗斯女作家乌利茨卡娅的《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2005年)。尽管这两部小说的碎片化和多视角叙事技巧令人惊叹,其基于时间发展而成的家族故事主线仍然显而易见。真正的线性叙事也许从未存在过,而甚至是极具艺术技巧的碎片化叙述依然可以读成线性的。
简介:九十年代以前,学界大体认王元化是学贯中西的文艺理论家。然学界大多忽略,真正纵贯王元化文论演化七十年的思辨方法,是源自前苏联的"日丹诺夫主义"。王元化撰于1939-1940年的《鲁迅与尼采》、《现实主义论》证明"日丹诺夫主义"是其初述文论的理论基点。以1943年为时间起点的"第一次反思",表明王元化开始质疑"日丹诺夫主义"有掩抑作家人格力量之嫌,但并未提升到方法论水平去否定"日丹诺夫主义",这就为其六十年代撰《文心雕龙创作论》时全线复活"日丹诺夫主义"埋下伏笔。1976年王元化从黑格尔美学觅得"知性不能把握美"与"情志"两大命题,本可在理论上一举掀翻"日丹诺夫主义"的文艺"本质论"和文艺"功能论",从而成为改写中国现代文论史进程的领军人物,但因其当年受囿于"日丹诺夫主义"的那块反映论哲学短板,故痛失历史机遇。
简介:<正>汤学智在《必须重视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当代文艺探索》85年2期)一文中认为,要重视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需要破除三大障碍:第一,传统的惰力。包括历史上的老传统、老观念和“五四”以来的新传统、新观念。前者把积累、鉴别、系统资料整理,把注疏、评点等视为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学问,形成一种既定的固定观念,从而窒息着人们的积极的理论思维。后者把某些曾起过积极作用的具体方法当作绝对真理,当作教条,以为拿了它就可以解决一切、匡正一切,再加上盲目的排他性,导致了严重的简单化倾向和庸俗社会学倾向,使人头脑僵化,窒息了积极的创造性思维。
简介:杨匡汉坚决主张本土化—但不是保守的而是开放的,是将他者包客进来,在异与变的碰撞中把本土一些相对稳定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观念重新解读,以形成当代表述形式并对全球化产生的“反冲击”。孟繁华认为传统的批评方法、基本概念、关键词语已被渐次废除,代之而起的是他者的概念群,构成丁当代文艺学发展的两难处境,但经过整合与重建,必有新成果涌现出来。金惠敏认为“回到主体”的对话,其意义仅在于使对话在预设的原始主体的前提上成为可能、而绝不是说在对话中虽身经百战而毫发未损的自我确认。“如果全球化是一种进攻型的帝国主义,那么在狭隘民族主义意识中徘徊的则是防御型的帝国主义”。李Jun平认为,“本土化”不如“本土性”确切,因为前者试图“化”一切而显出霸气而后者只是提醒别忘记本土特点因而显得平和一些。“全球化背景”对中国文学理论本土性问题意味着既要从Universal(世界的、普遍的)角度,也要从Manifold(多样的)或Varied-dimension(多维的)角度,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考虑进去。王钦峰尝试从后现代主义角度解构“本土”,认为“本土化”的号召力是以民族文化的过去为基础的,其情感成份多而理性成分少,它可能把国家或民族推到固步自封的老路上去。林衡勋认为,现当代中国学者文论著作虽多,但大都采用“西方文论在中国”而不是“中国文论在世界”的方式。张喜洋通过解析奈保尔个案,指出,“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文化上的全球性事件,实质是要求多种多样的“本土”文化去参予。杨Yang告诚人们注意“本土化”口号背后可能潜藏的极端民族主义。蒋淑娴强调以世界眼光、本土意识重建当代文论,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一味消解。殷鉴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欧化”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