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是孔子在原始经学时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且完整的经学诠释学命题。关于这个诠释学命题的提出,孔子是受动于血缘宗法制信仰的推动。而没有给出逻辑的论证,因此孔子以一个独断论的诠释学命题封闭了“六经”文本。把“六经”负载的意义在绝对的遵循中诠释为绝对真理——周公礼乐制度,同时也为自己塑造无冕素王的圣人形象提供诠释学意义上的必要性准备。西方基督教的释经学关于《圣经》的诠释有着重要的自解原则,中国经学诠释学对“六经”或《十三经》的诠释也有着在信仰上构成的自解原则。而经学诠释学自解原则告诉我们,“述”的字义与词义是“遵循”.“作”的字义与词义是“制作”与“兴作”。杨伯峻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过度诠释为“阐述而不创作,以相信的态度喜爱古代文化”,从而把一个经学诠释学命题降解为文学诠释学命题。
简介:透过经学诠释学的视域,儒家以“思无邪”为中心的《诗》教观,是历代儒士在《诗》之为“义之府”的前理解中,对《诗》教意义在此时当下的筹划、构建及修正。作为第一位自觉的《诗》学诠释者,孔子断章取义,引《诗》论《诗》,以“思无邪”本文的字面意义对《诗》教的意义予以概括性的规定;《毛诗序》则将“思无邪”的整体意义规定为一种政教类型,视《诗》本文为一个内在一致的统一体,以“美刺”言诗,形成从整体到部分融贯一致的封闭的诠释循环系统:朱熹则以对本文实际真理的肯定修正“美刺说”.并在“劝善戒恶”的层面,重新构建了“思无邪”之“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的去邪归正的《诗》教观。
简介:自上世纪30年代至今,我国民族音乐研究已走过了三个阶段80多年历程,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延安吕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和重庆国立音专“山歌社”为代表的第一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集体编著的《民族音乐学概论》为代表的第二阶段以及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以“南京会议”为起始标志的第三阶段。从方法论和价值观上看,第一、二两个阶段的研究是“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传统的“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方式”。第三个阶段由于以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高厚永教授为首的一批音乐学者首先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概念,所以可以称之为“民族音乐学的方式”。
简介:域外中国形象研究是当下中国人文学界的学术热点之一。周宁一系列具有学术分量的成果的发表,标志着国内的形象学研究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但与此同时.这个高度似乎正在演变为尺度。周宁的形象学研究立足于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文化权力对比悬殊的假设.且回避了当代媒介技术介入中国形象生产方式后.所引发的更为复杂的局面和问题,其研究最终步入观念与方法上的困境。回避了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被重新组装利用的可能。数字化时代的“影子媒介”对当下中国形象的捕捉、上传、复制、点对点地全球共时性传播,致使中国形象与中国现实间的界限模糊,既往的后殖民视觉结构中的中国表征就此失效。中国形象研究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范式也面临着新的转换。
简介:伽达默尔和利科对"真理"和"方法"两个概念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解有着明显的分歧。利科认为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导致了真理与方法的断裂,而伽达默尔指出利科倡导的方法不能达到一种更普遍的诠释学真理。本文指出,二者的分歧体现的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真理观的两种不同发展路径:伽达默尔以柏拉图的对话为范式,强调诠释学对话中开显出来的理解的真理;利科以对文本的结构分析为基础,关注以反思为中介达到的自我理解的真理。利科的理解说明辩证法和伽达默尔的问答辩证法都远离绝对真理,强调理解的历史性和诠释学经验的开放性。两位哲学家都试图让诠释学从海德格尔彻底的基础存在论回到具体的精神科学,并从不同角度为精神科学的独特真理提供了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