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是寻衅滋事罪中的重要类型，也是司法实践中适用最多但又争议最大、最难理解的类型。针对“两高”于2013年7月下发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的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加以分析。“随意”表主观要素，体现行为人的犯罪动机，肯定本罪中流氓动机的成立，对其应做扩大解释，不仅包括寻求精神刺激的流氓动机，在一定层面上也可以涵盖报复性的动机。将“多次随意殴打他人”中的“多次”理解为二年内随意殴打他人三次以上。本罪中的伤害程度不排除致人重伤、死亡，运用想象竞合犯的理论予以判断。

简介：两高的司法解释对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催收要件和主观要件做了更为具体详尽的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对于催收的操作和主观目的的认定还是存在诸多争议。催收要件的实践操作应正确理解催收要件的功能，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则要结合司法解释罗列的六种情形以及行为人的实际情况综合判断。

简介：我国的刑事法律规范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设置了有限的出罪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由于出罪理念的缺乏，将大量原本符合出罪条件的恶意透支行为排除在出罪范围之外，偏离了法律规范，而以“罪轻”代替“出罪”的折中式处理方法极易引起处罚上的不合理，也与刑法的谦抑性不符。根据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体系，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之出罪上，应遵循司法非犯罪化的方式，一方面，公安机关立案之前积极敦促恶意透支人偿还透支款息，另一方面，合理运用“但书”条款，对于确因客观原因无法于立案前偿还全部透支款息而于审判前偿还，且在“数额较大”范围、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均较小的恶意透支行为以无罪论处。从而纠正当前我国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行为高度犯罪化的趋势，实现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刑事司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简介：对强制措施应采取更宽泛的界定，包括现行立法上的“强制性措施”。从侦查权所具有的侵犯人权的天然倾向、权力享有者易滥用权力的规律及权力制约的有效性等方面考虑，应强化强制措施的外部控制。这也是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强制措施外部控制应由检察机关发挥主导作用，法院也应有所作为，并从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三方面进行制度完善。

简介：醉酒驾驶行为的危险性是其刑事可罚性的前提,而危险性的大小则应成为危险驾驶罪量刑的主要依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越深,其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受酒精影响就越差,驾驶行为的危险性就越大;同时驾驶车辆的大小及车型不同,对其他道路交通参与人员的危险也不同。因此在确定醉驾案件的基准刑时应以被告人的醉酒程度为主要依据,同时考虑到驾驶车辆本身的危险系数。此外,醉酒驾驶行为的实际危险大小还取决于被告人的驾驶能力、驾驶车辆本身的安全状况、行驶路段的实际交通状况及驾驶行为的实际表现等因素,这些情节在确定从轻处罚或从重处罚时均有重要意义。

简介：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判例极大地丰富了研究信息披露型证券犯罪的构成要素与抗辩事由的广度与深度。概括认识证券欺诈行为偏离从业制度的规范性要求即属于犯罪故意。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或隐瞒的信息只有在达到重要性标准时才构成证券犯罪。证券投资者即使未依靠误导性陈述进行投资决策，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或隐瞒信息仍属于证券欺诈。信息披露型证券犯罪常见的辩护事由包括犯罪故意抗辩、相关性抗辩、重要性抗辩等。

简介：欧盟控制内幕交易犯罪的刑事司法协助制度景临１９８１年欧洲议会高级部长会议研究各国经济犯罪对策时，列举了１６种犯罪类型，其中包括，必须把《欧共体内幕交易指令》变为本国国内法。以上这些国际合作文件着重于督促欧共体成员国统一国内法和惩治内幕交易罪的标准，而...

简介：在我国,刑事错案、甚至严重的冤假错案时有发生,屡禁不绝,如何控制刑事错案以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成为刑事理论界以及司法实务界共同的研究课题。本文将刑事错案控制机制与现代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旨在用经济学的方法,找寻刑事错案控制机制的钥匙。通过用＂帕累托最优＂、科斯定理、私人信息、激励相容以及经济学博弈模型的分析,探讨如何优化我国刑事错案控制机制,以期借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开辟刑事司法工作的新视野和新方法。

简介：企事业单位的规章制度,是其各项管理工作的基本依据,也是自我约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企事业单位中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主要是如何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的核心就是要建立科学的内部控制制度.所谓内部控制制度,是指一个单位为了有效地经营管理而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保护经济资源、获取经济信息、协调经济行为、控制经济活动、并使单位内部各个工作部门、各个工作岗位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制度、措施和方法的总称.

简介：犯罪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表现之一,犯罪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业",政府在进行公共决策时无法对它视而不见,也就是说,犯罪问题是影响公共决策的因素之一.表现之二,在诸多犯罪相关因素当中,公共政策是一个最为活跃而重要的变量.因此,一个必然性结论是:适当的公共决策就是最好的解决犯罪问题之道.本文表达了作者对犯罪及其控制的深入反思和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