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为支持DNA鉴定技术在刑事司法中的运用,德国刑事诉讼法于1997年新增加第81条e和f,于1998年新增加第81条g,于2005年新增加第81条h。德国立法机关就DNA证据的运用频繁地修改刑事诉讼法,不仅表明德国刑事司法法治化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还反映出德国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非常及时。

简介：食品的范围除应以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判断外，还应当考虑行政法规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间是一般法条与特殊法条的关系。依行政法规的规定，食品添加剂应属于食品原料的范围。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法条竞合关系，不应比较两罪的量刑轻重，而应当按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一特殊罪名论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两罪的区分关键在于客观上投入毒害性物质行为是否发生在食物的生产过程中。对违法研制、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于食品生产的非食品原料或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饲料等行为的定性，应当依照不同情况，适用不同罪名。可以考虑增设研发、生产、销售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添加剂罪。

简介：在对刑法公共安全的理解上，以往的多种见解都遵循着一个前提性判断：刑法中的公共安全有一个统一的内涵。正是因为这一前提判断的偏差，导致了以往的多种观点都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在对“公共”的理解上，无论是主张其为不特定多数人、多数人、不特定人抑或是不特定或多数人，都难以自圆其说；在对“安全”的理解上，无论是主张所有的重大公私财产都属于公共安全，还是认为只有重大的公众财产才属于公共安全，抑或将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纳入安全的范畴，都会捉襟见肘。由于兼顾法益侵害与规范违反的立法理念和类型建构的立法技术在刑法分则第二章中的适用，刑法中的公共安全具有多元的规范内涵。

简介：伯纳德·哈考特在《危害性原则的崩溃》一文中提出，危害性原则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也失去了其自由保障机能，正处于崩溃状态。劳东燕通过对中国现状的考察，写成《危害性原则的当代命运》一文，指出在中国刑事司法日益政治化，危害性原则正陷入困境。实际上，危害性原则崩溃的本质在于国家权力凭借风险控制的正当理由不断蚕食公民自由，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如何处理公共政策同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实体法意义上的标准难以客观化，外部的法制构建也许更有建设性意义。

简介：在刑法典中统一规定金融犯罪是妥当的。对于金融犯罪常见的采用列举的方式进行规定为叙明罪状，难免有疏漏之处。金融犯罪的法定刑幅度全部采用相对法定刑，符合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要求，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金融犯罪中的单位犯罪存在着立法思想混乱的问题。我国金融犯罪的客观方面应多采用混合情节犯以及堵截式规定。有些金融犯罪立法应当明确为目的犯。金融犯罪构成形态的立法设计不宜首选行为犯，而应根据具体犯罪危害的大小、中国社会的容量等因素出发选择行为犯或结果犯。

简介：在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优化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的配置是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前职务犯罪的新变化以及司法改革的大趋势使得给检察机关配置技术侦查权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但同时也应当对其有所规制。

简介：科技强检是创“五好”检察院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推进“五好”检察院建设的重要手段。目前，有许多科学技术手段已被检察工作所利用。而应用最普遍的当属计算机技术。应用计算机技术提高检察工作的水平和效率，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是有效的，也已成为广大检察干警的共识。但是，计算机技术在检察机关的应用仍然不普及，其功能利用不够充分。一、检察事业的发展，要求高水平的检察信息工作近年来，随着有中国特色检察事业的发展，检察信息工作在为领导决策反腐败斗争、决策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决策各项检察业务工作的开展、决策检察工作如何服务服从党的中心工作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检察信息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检察情报信息，如，举报线索，案源信息，社会治安的动态等等，这是检察工作的源泉；二是检察动态信息，如检察工作部署的落实情况，各类检察统计数字，各类具体案件的办理情况等等，这是领导决策检察业务工作的参考；三是政策信息，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指示，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同级党委的重大工作部署，这是检察工作服从于党的中心工作的重要依据；四是法律信息，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颁布的法律、司法解释、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这是检察工作开展的准...

简介：基于犯罪预防需要，有必要在刑事领域就与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法律关系相似的不作为犯罪要素进行研究。网络技术措施是网络时代维权的重要手段，也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维护网络秩序的核心义务，应当在明晰相关技术环节的基础上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犯罪行为的司法判断规则。必须积极探索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合理限制途径，在合理打击网络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实体权利之间，寻求刑法制裁合理扩张与限制的平衡。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规则定位上反映的是＂程序理性＂而非＂实体理性＂,在法律效果上对辩方有利而非对控方有利,在事实认知上妨碍事实查证而非促进事实查证,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体现了一国刑事司法的法治水平。目前我国严格运用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十大技术难题,即定义难、辨别难、提出难、举证难、调查难、对质难、认定难、排除难、协调难和配套难。＂两院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价值理性层面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质确立。在技术理性层面是否解决或者部分解决了上述十大技术难题,需要将其15条规定逐条与上述技术难题进行对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