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户县人常委会张阅农主任带领秦岭生态保护区环境“四乱”第二督查小组部分成员对第二片区石井镇进行督促检查。督查组一行深入到包抓的第二片区听取了石井镇关于辖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四乱”整治情况汇报。随后，

简介：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整体恶化趋势显著,导致由此引发的因环境抗争而引起的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频繁爆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主要由以下三个要素构成,即三方利益相关者在环境风险认知上的冲突、公民环境权遭受侵犯以及政府治理中的合法性危机。由此提出的治理路径应当包括如下三方面,即通过塑造新型合作的风险沟通关系,形成对环境风险的一致认识;设置形式多样的公众参与机制,保障公民环境权利免遭侵害;建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简介：在生态文明语境下，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损害法律责任制度至关重要。为此，就需要厘清生态环境法律责任的性质、承担方式和救济途径。为此，我们选择了一组论文就此展开专题讨论。《论（侵权责任法）第68条之部分连带责任性质》一文从（（侵权责任法》第68条性质之争议谈起，分析了“部分连带责任”说的合理性以及环境侵权司法解释与《侵权责任法》之契合之处。《生态修复法律责任之偏见与新识》一文则认为，生态修复法律责任与环境法律责任存在显著区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其法律性质和承担方式。《美国水污染损害评估法制及其借鉴》一文则以比较法视角分析了美国水污染损害评估法律实践及其借鉴意义，进而从法律救济的角度提出了健全和完善我国水污染损害评估法制的对策建议。

简介：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不通向资本市场的经济合作方式,高度的意思自治是其基本特点。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法所存在的行政管理性、选择性条款严重缺失、企业管理开放性不足等特点成为制约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发展的制度性因素。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进一步推进,有限责任公司法的改革也势在必行,与有限责任公司法的封闭性相一致,进一步加强有限责任公司法的私法性、实现公司治理的契约化和公司管理的竞争性正是有限责任公司法需要实现的三个基本点,也是有限责任公司法要完成其使命需要具备的三个基本属性。

简介：随着生态文明的演进，生态利益博弈已成为国家之间竞争与博弈的新领地。借助新型法律制度，如遗传资源知识产权的控制，争夺国家话语权已成重要目标，且已经成为提升与促进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组成部分。《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研究》从这一视角进行了系统研究。一方面，借助对“遗传资源、生物剽窃”等基础性概念内涵的界定，为遗传资源获取知识产权惠益分配等核心问题的系统探讨奠定前提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探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享、遗传资源多样性保护等问题的研究，系统论证了遗传资源领域国家话语权与国家利益。从而在为我国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战略配置与对策设计提出建议的同时，也从“遗传资源一知识产权一环境利益调整一国际利益博弈”的思路逻辑层面，为新领域的国家话语权博弈、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问题研究提供新视角。

简介：近年来，旬阳县检察院在推进县域治理进程中坚持以“强监督、善调解、重服务”为保证，以化解社会矛盾为途径，以拓宽服务领域为手段，着力打造敢于监督、善于监督、规范监督、科学监督的旬阳检察品牌，为建设美丽富裕新旬阳提供了强有力的检察服务和司法保障。

简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生态修复制度的完善作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为我国生态修复法律制度理论与实践探索提供了契机。然而，现阶段我国已有的生态修复法律制度建设多是建立在对生态修复概念的混用、模糊甚至是误解基础之上的。无论是立法中把“恢复”与“修复”等同视之，还是司法解释中把生态修复理解为“恢复原状”，抑或是把生态修复与环境修复牵强地组合为“生态环境修复”一词，甚至在判例中针对同一性质的损害结果却判决当事人承担环境修复与生态修复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责任，都表现出法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对于生态修复概念的偏见与困惑。这种对于法律概念的模糊处理，不仅易将生态修复法律制度理论研究引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更会将复杂的生态系统维护问题简单化、功利化。最终很可能导致生态修复法律制度建设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渐行渐远。

简介：起诉资格是环境公益诉讼得以启动的关键,建立在起诉资格前提之上的起诉主体顺位设计是对最优起诉主体的探寻,在避免司法资源浪费、协调诉权冲突以及保障环境公益诉讼实施效果等方面均有所裨益。通过最强公共利益标准与诉讼经济标准的衡量,将检察机关定位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第一起诉顺位,环保社会组织和公民分列第二、三位。对环境公益诉讼顺位设计标准的把握应当灵活,契合当下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实践。不同顺位之间的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主体应相互协作,合力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救济功能的实现。

简介：污染产品税与污染排放税向来被视为污染税（环境保护税之内核）的两大支柱。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国际实践趋势,污染产品理应是环境保护税的重点规制对象。然当下环境保护税立法仅聚焦于污染排放课税,而将污染产品任由消费税选择性调整。税制实践一再证明,消费税终归不是以环境保护为主位目的的特定目的税,诸多先天税制上欠缺环境保护税的专业性,难以迎合环境治理的需要。不管是鉴于域外经验,还是基于税制分工,都有必要借环境保护税立法之机,将污染产品纳入环境保护税的征税范围,即便一步到位的条件未必成熟,也有必要在“环境保护税法”中预留未来针对污染产品的课税空间,实现污染排放税和污染产品税的协同规制。

简介：近年来,我国爆发多起＂毒地＂致害公众事件,引起国家以及公众对土壤污染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层面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制定工作。但是,仅依靠制定出一部《土壤污染防治法》来应对土壤污染的治理显然不够,还需要从理顺管理体制、完善监测技术以及保障公众参与途径与积极性等多角度探析并总结土壤污染治理的经验,形成一套有合理有针对性的土壤污染治理法律制度,以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工作。

简介：我国《侵权责任法》及先前的相关司法解释对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均持完全倒置的立场，但这种举证责任分配方式遭到了司法实务的普遍抵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与《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试图对此进行改变，但也存在不少模糊与矛盾之处而亟待从解释上予以明晰。从因果关系要件本身入手进行分析，在解释学上可以将其具体化为相应的评价根据事实、评价妨碍事实以及经验法则。结合学理以及现行相关规范，举证责任应当作如下分配：原告应当就评价根据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有利于己的经验法则的证明程度达到较高盖然性；而被告需要就评价妨碍事实和有利于己的经验法则承担举证责任，并在原告对经验法则的证明程度达到高度盖然性时承担部分评价根据事实的举证责任。

简介：为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监督工作，提高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韩城市人大举行环境保护监督员聘任仪式，聘请来自社会各界的48位市人大代表作为环境保护监督员。

简介：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为解决环境保护跨行政区域管辖的难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文章在把脉“专门管辖型”、“集中管辖型”、“巡回法庭型”和“指定管辖型”司法实践后,对跨行政区域环境资源案件管辖所遇到的现实难题进行了详实的分析。然后提出对跨行政区域环境资源案件的司法管辖路径需进行顶层设计,以集中管辖为主,指定管辖为辅,再针对环境要素特点及司法现状及需求有序地构建跨行政区域环境审判机构,并根据司法审级规定和审判需要科学完善环境审判机构的层级,推动环境诉讼程序的发展。

简介：程序性环境违法行为适用按日连续处罚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必要性。根据差别化的需求，程序性环境违法行为适用按日连续处罚应采取合理的适用路径。以“立法适用”为基础的路径无法穷尽和预设多样化的程序性环境违法行为。程序性环境违法行为适用按日连续处罚的合理化问题实质上就是“执法适用”的合理化问题，对程序性违法行为适用按日连续处罚的适用路径应作方向性调整，即在明确“立法适用”的前提下转向完善“执法适用”。

简介：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责任制度存在名实不副、合法性欠缺、保障机制不足、执行责任乏力等问题，不利于诉讼追求的公益目的的最终实现。美国公民诉讼中的禁令制度类型丰富、范围广泛，内容灵活，便于操作，并有良好的监督机制和严格的执行责任保障，效果良好。我国应借鉴美国经验，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探索禁令制度，弥补现行制度之不足。

简介：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我国法律制度引进了环境公益诉讼，但是从实践看实施并不理想。以常州毒地案件为代表的一些环境损害案件的判决凸显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设计缺陷，包括立法体系化不足、过于依赖行政权力、激励性规制不足以及原告资格局限等问题。这样的现实严重地减损了环境法治实现的进程，削弱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从国外经验看，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对于推进环境保护、激励社会参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完善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要弱化行政权力对环境诉讼案件的干预，强化公益诉讼的社会参与和支持，注重环境公益诉讼规则设计的科学性和体系性，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社会参与的社会保障制度，唯其如此，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目的才能实现。

简介：传统民法权利体系虽对环境权进行了部分吸纳，但二者却并不完全兼容，实质上更多地对环境权表现出排斥的情况，故将环境权在民法典中进行明确显得尤为必要。正确厘清民法上环境权是解决环境权融入民法典的关键，鉴于请求权在民法权利体系中居于枢纽的地位，应紧密结合环境权中的私法要素，以环境权作为民法上请求权的基础权利，对环境权请求权体系，即在民法典中明确环境权的内容、环境权作为基础权利的请求权内容、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恢复原状、环境修复请求权等方面进行合理构建，力求让环境权合乎逻辑、恰如其分地融入到民法典中。

简介：《伯尔尼公约》中的表演权可以规制“以任何手段向公众传播对其作品的表演”，其中包括通过网络对作品的表演实施非交互式传播。我国《著作权法》对表演权的定义直接源于《伯尔尼公约》，但立法者为表演权设定的调整范围，仅限于面向现场受众的现场表演和机械表演，并不包括向表演发生地之外的受众进行传送的行为。同时，为了协调各专有权利之间的关系，也不应将表演权解释为可控制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中的表演权同样不涉及网络传播，但其定义应当修改，以避免与国际条约中相同用语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