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必然会带来人类社会生活与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尤其会对人们的生存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劳动与雇佣工作模式将面临大变局。如何应对智能时代给劳动者就业及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尤其是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每一次工业革命，人的能力不断被超越、人力不断被替代，但是人类社会仍旧在不断向前发展，如何应对此番机械智能革命给我国劳动就业所带来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启示告诉我们，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需要有前瞻性的、不断完善的劳动法制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才能维系整个社会的平稳发展，此外，不断提高劳动力教育水准和比例，革新教育模式，努力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技能劳动力也是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新旧历史背景下的技术革命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顺利过渡。

简介：地方法制概念上不同于法治或者地方法治,它指的是在法治统一原则下,地方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的需要,在应对宪法法律实施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规则与制度的总和。当前我国地方国家机关在整个权力体制下拥有完整的独立权力,地方在实践中衍生出的各种次级规则和制度因此也对整个国家的法治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合理把握次级规则与制度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正是理解地方法制的关键。地方法制并不是一个与法治相割裂的本体概念,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法论视角,将地方作为分析单元,观察地方在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信地方能够为中国的法治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简介：中国古代民族法制受到儒家民族观的深远影响。儒家民族观具有华夷有别、大一统、尊王攘夷、用夏变夷和因俗而治等内容。儒家认为华夷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礼乐文明,而夷人在接受了华夏的礼乐文明之后,则可以由夷入华。儒家民族观,其发展变化与适应以儒家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相一致。历代王朝制定治边政策时,主要遵循两种原则,一是＂用夏变夷＂,一是＂因俗而治＂,其目的均为实现儒家倡导的＂王者无外＂＂华夷一体＂的大一统。儒家坚持＂天下大同＂的家国观,坚持＂有教无类＂,将教化与仁、义、礼相结合,构成儒家民族观的基本要义。历代统治者制定针对汉地与四周少数民族的政策与法制时,都不同程度体现了儒家民族观的思想内涵。

简介：在符合时代潮流的经济思想影响下,宋代没纳入官的户绝田通过多元化流转,成为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实现了'尽地力之教'。户绝田流转收益作为宋廷的杂税收入,常用于移助常平籴本或赡学赡军,由此推动了宋代赈济制度的发展,加强了学校教育的物质保障,缓解了军费不足的窘迫状况,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同时,宋代户绝田的流转对宋代财税法制的发展和完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仅推动并实现了户绝田财税收支的法制化管理,而且促进了宋代役法的实施与改革。因此,研究宋代户绝田流转及其对财税法制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上述主题展开讨论,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简介：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是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社会背景下,形成了一系列鲜明的特点。主要有为君主专制服务,贵贱尊卑公开不平等,治吏监察发达,体现仁政德治、公正司法,重视和谐息讼,民事诉讼不够发达。因此,需要辩证地研究古代司法制度,传承和发扬优良的司法文明传统,批判和摒弃不文明的司法糟粕,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提供镜鉴。

简介：张治成诉罗汉洲关于解除婚约一案1.【民事诉状】原诉罗汉洲,五四岁,籍贯荣县,住址三区桥头铺,现住本城北街宝丰荣□,职业商人.原诉罗新培,一九岁,籍贯荣县,住址三区桥头铺,现住本城北街宝丰荣□,职业学生.被告张治成,不详,籍贯荣县,住址三区桥头铺,职业口.为强迫履行非法婚约兼复无理寻衅,诉恳讯判依法解除事.缘民国十年,民女罗新培年方两岁,经李邱氏说合许与张治成之长子为偶,订有婚约.

简介：在以西法东渐为特点的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外国法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也带来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法律观,并因此揭示出中国近代法史的世界史意义。先后担任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顾问的法国法学家宝道在华期间曾经针对中国法律和政治写下了一系列意见书和论文。从他留下的作品中,我们可知,这一外国顾问本着职业精神,竭尽所能希望对中国法律现代化作出贡献。但他追求的并不是革命式改天换地的现代化,而是以渐进的方法更加务实地推进先进立法的实施。宝道对中国法的观察立足于其对欧洲法的知识,无论是对中国法律的评价还是改进意见,都是以欧洲法律为标准的。他的观点并未摆脱20世纪初逐渐形成的法学国际共同体的窠臼。具体而言,温和的进步主义和普世主义是所有投身法律现代化潮流的法学家都无法避免的思想底色。

简介：类推适用作为填补法律漏洞的方法在司法实践中被法官广泛运用。由于实证和理论研究缺位,该司法方法的实证现状较为混乱。法官对于类推的运用既不系统也不成熟,存在误判类推之前提和不当类推的种种不足,与之对应的便是裁判说理的'众说纷纭'。法官在运用类推时首先应当正确识别法律漏洞,区分'有意'和'无意'的违反计划,并穷尽现存规则之可能的文义;其次,通过构建形式类推和功能类推这一两层次多阶段逻辑,在形式上保证法官依法裁判,在实质上实现司法方法的社会功能;再次,依托构建的应有路径实现系统、有的放矢的裁判文书说理,推动民法方法论在裁判和说理中的自洽,实现个案裁判中利益的恰当分配和法定的安定性利益的妥当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