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欧洲人权法院近年来对于一系列案件的裁决理由及其相关论证,反映出欧洲人权法院在持续性羁押措施运用方式上的最新立场。即对于被羁押人所实施的持续性羁押,随着具体案件中羁押期限的逐渐延长,司法机关＂阐释具体案件中羁押事由的责任＂应当日趋严格,并且在每一次做出延长羁押决定时,都必须说明新的事由才行。在刑事司法准则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之下,该立场反映了持续性羁押发展的整体趋势,对我国羁押制度的完善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立足我国的法律实践,反思与国际人权基准之间的脱节与落差,将持续性羁押制度纳入公正审判权的保障体系,是羁押制度发展的大势所趋。

简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建立，凸显了刑事诉讼保障人权措施的中国特色。但就司法实践而言，其能否真正发挥程序效用，则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的科学与否，而且还受外部条件的制约。本文从羁押必要性审查在刑诉法修改前后的比较入手，在对其内在缺失和外在制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简介：内容提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全过程羁押必要性的审查职责，为一定程度上实现羁押状态与逮捕措施的分离、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的分离提供了制度支撑，为降低未决羁押率和缩短羁押期限提供了司法路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适用，应当立足规范文本和制度环境，综合考量实施主体、启动方式、审查内容、方法路径和配套措施。

简介：法的正当性问题是法律思想史中历久不衰的经典问题,也是最备受争议的问题,而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实为其中枢神经。究其根本,在法的正当性问题的道德面向中的种种争议可被归为两个问题：一、法在道德角度上的正当性从何而来？二、人们如何把握和论证此种正当性的来源。这两个问题支撑着法正当性问题道德面向的逻辑构成。以此为线索,研究者可以构建梳理相关思想史的模型。

简介：作为对司法过程中价值因素予以较多关注的法律修辞方法，其本身修辞论证过程就是一种建立在语用学转向基础之上的说服性实践论辩。因为无论微观修辞技巧还是宏观修辞论证，都是一种语用型式的表达，论辩中的语用有效性是修辞说服的主要理论依据。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语境的分析和把握拓展着有效性概念的理解，使对案件的分析由静态关注转向动态研究；二是主体间性共识的达成，保证判决得出作为“好论证”而具有更强的可接受性。

简介：与西方国家诉讼诚信原则构建于辩论主义基础上不同，我国新民事诉讼法增设的诉讼诚信原则仅考虑了遏制恶意诉讼的现实需要。从狭义上解读与适用这一原则，不利于发挥其在事实发现、诉讼促进等方面的调整作用，阻碍了这一原则对民事诉讼整体的贡献。诉讼诚信原则在适用中必须处理好与具体条款和其他诉讼原则的关系，通过补充性和个别化调整的途径，寻找适用的切入点。在适用方法上，直接方法用于对诉讼行为的判断，间接方法则通过宣示作用来强化对诉讼主体的心理约束，最终服务于诚信诉讼的建设。

简介：在国际巨额融资实务中，多采用银团贷款或项目融资方式，借款人能否提供充足的担保是银行是否愿意放款的关键。浮动担保虽是一套十分适合于国际银团贷款或项目融资的担保机制，但有其先天局限性，须辅以消极保证条款、合同权利让与担保、直接协议及债权人合意等其他担保机制。尽管这些契约性辅助担保机制对于银行而言的确可起到完善和补充法定担保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法律对此并未作明文规范，因而在我国可能仅有债权的相对效力而无物权的对世效力。故须研讨其实务运作的优劣利弊，以促进我国企业利用国际资金以及我国银行参与国际金融市场运作。

简介：新《刑事诉讼法》通过设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来降低我国目前高居不下的审前羁押率,但关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具体工作机制,新《刑事诉讼法》和新《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均没有进行规定。文章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独特效用价值入手,分别从审查主体、审查标准、审查程序等方面对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进行阐述。在审查主体方面提出了将羁押必要性的评估与审查分开,将依职权审查与依申请审查分开处理的解决路径,并提出了详细的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内容与标准体系,分别从启动程序、评估程序、决定程序、救济程序等方面对羁押必要性审查运行机制进行探讨,试图构建可行性与统一性较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

简介：警察战术权源于前苏联《犯罪侦查学》兴起过程中创造性智力成果之侦缉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机制需要,其机制生成具有在计划经济时期进行侦查行动和侦缉措施时的适应性。当代中国警务在构建创新型社会过程中须认真对待警察战术权的社会适应性问题,既要选择适宜其社会稳定的警察战术权机制,也要改善适宜其机制运行的社会基础,因而实践中应正确认识警察战术权的私权属性、公法调整及其保护强弱等问题。

简介：奖励性条款是法律文本中规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某种行为给予奖励的条款。从法律的后果包括奖励与处罚来看，奖励性条款应是法律文本必备的条款。作为完整的奖励条款设计应包括授奖主体、受奖主体、奖励条件、奖励程序及奖励标准的内容。我国现行法律文本在奖励条款的设计方面存在位置设置不准确、条款内容设计不全面、奖励条款总体缺失等问题，需要在奖励条款规范化设计上进一步完善。

简介：随着2013年1月1日新刑事诉讼法的施行，检察机关的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在审判阶段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现阶段我国检察机关内部尚无明确统一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从而限制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审判阶段的适用。基于此，文章在对现阶段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平衡审查主体职能分工、明确审查标准、建立审查工作流程及完善配套措施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实现对检察机关在审判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的构建。

简介：内容提要：环境危机的出现和生态文明的倡导赋予知识产权法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对知识产权法进行生态化改造，首先须论证其正当性。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生态经济的科技观和人学观、环境正义和环境公平理念构成了知识产权法生态化的理论基础，它们与知识产权法生态化的现实基础和法律基础，共同阐明了知识产权生态化的正当性内涵。

简介：“全球化”趋势对主权国家的法律实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面临着如何对待本国法律传统、域外法律经验以及如何改进本国法律制度等尖锐问题。在各种争论中需要坚持的一点是，法律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来自于其创制主体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本国法律传统、外国法制经验，都可以为解决问题，推动法律生成、变化而提供重要的信息，但它们并非一国法律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传统与当下、本土与域外法律制度的复杂互动之中，法律的发展往往会通过具体的历史实践表现出不同于以往、不同于他人的自主性特征。即使在全球化时代下，我国仍然可以并且需要坚持法律发展的自主性。

简介：我国证券市场侵损投资者权益现象严重,投资者渴望通过诉讼维权。但最高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了证券民事纠纷诉讼要有行政前置程序,明确证券纠纷不适用代表人诉讼制度,这不仅导致证券投资者诉讼维权难度增大,且成本也过高。随着我国广大投资者维权的强烈呼唤和证券市场法制化发展的需要,有必要立即推出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建议我国从证券纠纷诉讼管辖、证券诉讼证据举证责任、简化证券诉讼程序等方面,尝试适当实施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以满足投资者维权之需求。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美国学者伯尔曼在1974年出版的《法律与宗教》一书中系统阐释了“法律与宗教”的关系,随后在《法律与革命》和《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等著作里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作者看来,法律并不只是一个规则制度,宗教也不只是一套信条和仪式。〔1〕“法律与宗教被看成既是人类本性又是社会关系的两个方面”,〔2〕即“泛化的宗教和法律”。

简介：法具有一般性，它通过普遍性地告知人们可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必须做什么，而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和指引。法的一般性，主要体现为意志的一般性，对象的一般性和适用的一般性。法的一般性原则不仅对法治整体而且对法治的各组成部分，都发挥着良性的促进作用，是法治的重要支撑点。在法治建设中，我们应通过保障公民自由，界分立法权限，强化立法论证，激活立法监督和维护法制统一等措施，坚守法的一般性原则之底线。

简介：文化多样性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价值目标。但在贸易自由化浪潮中，文化多样性不断受到冲击。现行WTO法律体系无力在国际文化贸易中为文化多样性提供有效保护，《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由于自身缺陷也无法解决国际文化贸易中文化多样性保护法律依据缺失的问题。文化权利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授权规范与法律主张基础，可以为文化多样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简介：商标的“标示来源功能”并不是标示商品或服务物质来源的功能，对于消费者来说，商标所指示的来源很可能是“不明确的来源或者无法知晓的来源”。消费者对于商品的物质来源并不关心，商品的实际生产者是谁并不是消费者做出消费决策的关键性因素。商标的“标示来源功能”是商标显著性判断的一个逻辑起点，对“标示来源功能”的错误认识将直接导致对于商标显著性的悖论产生。

简介：行政法基本原则在行政法学理论与实践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有着连接行政法与宪法、指导行政规范的创设、掌控行政权运作框架、充当司法审查最后＂防线＂、凝聚各行政法律制度、指明部门行政法研究方向六大作用。行政法基本原则确立的形式标准应当包括一定的可操作性。传统上以＂控权＂或＂保权＂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构建的内在依据过于狭隘,真正的实质标准应当是良好行政理念。

简介：卢克斯征引加利的观点,将权力视为一种＂本质上争议的概念＂。豪格检视上述观点后,指出权力是一种＂家族相似性概念＂,权力的不同使用方式构成了一个概念家族,不同解释方案之间并非必然是相互排斥的关系,权力讨论应当是一种正和情境。豪格的批评忽略了对加利的直接考察,通过对卢克斯与加利之间学术关系的考证可发现：一方面,卢克斯的逻辑困境源自对加利的不纯粹继承;另一方面,加利与豪格的分析框架,除去对价值因素的不同认识,并无实质性差异。相比较而言,加利的体系更加完整,也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因此,将权力视为＂本质上争议的概念＂依然是一种更有价值的选择,前提是我们必须重新回归加利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