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这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国际经济分工合作调整形势下，指导我国进行产业调整的行动纲领。具体到规划和产业发展领域，亦应遵循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简介：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女性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呈现高发、频发势态,被侵害对象多为偏远地区的中小学生,犯罪群体多为公职人员。这类犯罪形态不仅表现出我们社会道德水准的滑落,也反映我们当前法制体系的缺失。结合国际社会在惩治儿童性侵害犯罪方面的法制经验,我们在贯彻＂依法治国＂的精神时,应当思考中国环境下的儿童性侵害特征,在行政、立法、司法、普法、教育和家教等方面提出严格要求,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地改进相关方面的工作,建立可追责的行政、司法考评机制,以法治思维对待儿童性侵害犯罪及其司法应对中的欠缺,创造性的探索司法应对和改进举措,通过有效惩罚和预防儿童性侵害犯罪而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的法治文明。

简介：法治的观念来自于这样的政治理想：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法律制度是充分自主并且至高无上的，政治生活的根本权威标准是（且仅仅是）法律。然而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法律是充分自主并且高高在上的，它的规范性来源又是什么？法律是人为创造的，法律本身无法独立于那个创造法律的意志，并且进一步，它也不应该高于这个意志。众所周知，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在法哲学界存在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分野。

简介：日本刑法中的可罚的违法性论，旨在将尚未达到可罚的违法程度的微罪行为排除在刑法不法之外。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形成了以佐伯千仞博士为代表的违法性阻却型和以藤木英雄博士为代表的构成要件符合性阻却型两大谱系。绝对轻微型、相对轻微型和违法相对型事案是这一理论适用的主要范围。尽管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体现了犯罪成立的罪量要求，与我国刑法中的罪量规定可谓异曲同工，但立法模式、犯罪论体系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表明借鉴的意义可能是有限的；不过，该理论的发展历程也给予我们诸多价值观念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

简介：“法治中国”概念之深层问题的合理澄清和理论的内在展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平台和分析框架之上。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多元现代性不仅能包容和超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价值纷争．而且能为不同文明背景下现代性的多种文化方案和制度模式的社会变迁过程及其内在诸多因素的持续互动提供结构上的理论分析模型．其理论潜力使之有可能成为一个合适的理论平台和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从现实的学术语境来看，目前法学界法治的中国话语之兴起。其提供的二元对立框架并不足以回应“法治中国”的深层问题或作为合适的分析框架。由此．法治中国需要在多元现代性的视野下．走向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法治论辩框架。

简介：单位累犯肯定说与否定说的根本分歧在于未能建立统一的学术话语平台，与自然人不同的内在结构决定了单位累犯具有自身组成要素上的复杂性。单位累犯的探讨与建构必须以三个前置性条件为出发点．即肯定单位犯罪主体的成立、单位主体具有人格特性、单位内在组成的整体性。厘清这三个前置性条件，是探讨单位累犯特殊性和重构单位累犯的关键所在。

简介：在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的质证常常流于形式，失之于浅，困之于难。为破解该难题，《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鉴定人、有专门知识人出庭制度。但并非所有案件均用到这些制度，而且实证研究表明，这些制度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没有从理论上剖析鉴定意见质证所面临的特殊性，也就是质证客体、质证主体、质证方法的特殊性。与普通意见相比，鉴定意见属于“二次生成的专业意见”。这就要求对鉴定意见采取“线性分段质证法”，即围绕“案件情况——检材——专业意见”这一线性过程展开质证。其中，普通人可胜任“案件情况”到“检材”的第一阶段质证任务，而“检材”到“专业意见”的第二阶段质证任务只能由专业同行才能胜任，为此，应实施鉴定人、有专门知识人同时出庭制度。

简介：日趋严重的毒品犯罪已成为全球性问题,正呈现出跨国、跨地区的态势,加之犯罪的方式、方法不断翻新,更加隐秘和诡异,这就给侦查工作带来一定的困扰,控制下交付作为一种有效的侦查措施应运而生,并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推广。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对毒品犯罪的控制下交付加以确认,但规定的过于简单。从控制下交付的产生,在国际社会运用的有益经验的角度,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使用控制下交付存在的问题,提出在控制下交付的实施、程序、协作机制等方面加以详细规定,使控制下交付在打击毒品犯罪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简介：格式条款的信息规制在保险背景下因成本过高而未能有效实现保障意思自治的目标，因而亟待转向以内容控制为主的模式。后者以维持给付均衡为价值取向。但是，保险的技术性与团体性也赋予了给付均衡更丰富的含义。据此而建构的内容控制规范应主要作用于背离任意性规范的非核心给付条款，特别是涉及远期不确定风险的条款。在控制范式上，宜采取抽象表述与具体列举相结合的方法，并考虑保险特质与我国实务，构建具有开放性的多层次不公平条款判断标准。

简介：实现行政法规范内容的公平性和实质的正当性,是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目标追求和参与实践的价值体现。立法过程是一种集体民主的议事活动,公众的民主参与构成了现代立法正当性的真正基础。立法的民主正当性和公民立法参与权利的法定性是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法理依据,公众有效参与能够制约行政立法权力并影响行政立法过程。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正当性体现为行政法律规范形式的正当性和参与实质意义的正当性,具体立法参与行为的正当性由参与动机的正当性、参与行为的正当性、参与形式的正当性、参与程序的正当性和参与结果的正当性等要素构成。

简介：传统刑法解释学把刑法解释的标准定为主客观性。立足于主客观性的刑法解释，就是排除解释者主观性的干扰和对刑法规范目的的追寻，而获得与刑法规范语言相符合的解释结论。刑法解释从来都不是一个解释问题，而是一个论证问题，现代刑法解释学应将刑法文本融入解释者的价值判断，来消解刑法文本及其所用语言过于僵化的弊端，建立一种基于主体间性的刑法解释理论，从而使刑法文本与案件事实有效地对接起来，并以法律论证实现刑法解释结论的可接受性。

简介：民法产生初期,建构体系的强制性规范既已存在。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体现国家管制的民法强制性规范日益增长。当前,民法体系性强制规范与管制性强制规范并存,以政治哲学的视角分析,其基本理念容纳着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并主张在个体主体性及价值优位的基础上,在保护个体权利自由的目标下,重视社会因素的制约作用,赞同国家的适当干预,衡平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通过政治哲学分析,强制性规范的精神观念、价值基础得以进一步明确,从而为克服我国民法强制性规范立法、司法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同时有助于我国未来编纂的民法典规范配置合理,体系结构完善。

简介：期待可能性是存在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的一个概念,所表现的是＂法律不强人所难＂的精神。我国刑法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期待可能性＂相关理论,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不断发展,我国学者对该理论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同时该理论也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当中,对一些案件的定罪量刑有着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而另一方面,该理论也存在着外延模糊、内涵不清的特点。通过对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论述,分析该理论与我国刑法之间的契合,结合经典案例,来进一步探讨该理论对我国刑法的影响和借鉴引入问题,以及如何准确把握好该理论在刑法中的定位和适用范围。

简介：美国实行逮捕与羁押分离的制度,羁押必须由法官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在美国,审前服务机构客观地收集被告人的背景信息并对风险进行量化评估,使得法庭的裁决更加准确、合理;保释听证程序的当事人主义提高了程序的对抗性、参与性、合意性;对被释放人员的高强度监管确保了被告人严格遵守保释义务,提升了非羁押措施的适用效果。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的审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对审查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建立符合本国司法实际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听证程序;二是建立类似美国审前服务机构的组织对羁押必要性进行调查,对释放的风险进行量化评估,检察机关根据调查和评估的结果作出是否羁押的决定;三是强化对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的监管,确保其及时到案并遵守取保候审的法律义务。

简介：一般生效判决和指导性案例在约束力方面实有判决的效力与案例的效力之分。指导性案例的编撰应以有益于实现案例的效力为目标,其具体过程表现出值得关注的方法论特征。指导性案例的编撰既要立足于既有生效判决文书,运用案件事实的剪裁和判决结果的采编方法实现对案件文本的剪辑,同时又要通过判决理由的提取和裁判要点的著作完成对案例裁判要旨的著述。

简介：使用指导性案例的核心是确定是否为类似案件。中国法官在实践中判断待判案件与指导性案例是否相似的主要支点是案件争议点和关键事实。使用指导性案例要妥当进行类比推理。指导性案例的不同部分在案例裁判中具有不同作用，其指导性也具有多重形式，可普遍化是案例使用的基本要求。不能因指导性案例可能的偏差否定案例指导制度。为了实现公正与法治，需要变隐形使用为明示适用。

简介：科技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使警察更快速地侦破案件，也可以使犯罪分子更方便地实施犯罪。美国判例法发展出公民隐私权的动态平衡保障理论，强调技术中立原则，认为侦查技术的发展不应改变公民隐私权与警察保障公共安全之间的平衡关系。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用专章规范了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和审批程序，但对什么是技术侦查措施予以了回避。技术侦查措施的界定应从平衡公民基本权利和警察侦破案件能力两者之间的关系入手。

简介：2013年11月12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强调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两份新时期的重要文献均专门提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并把推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为当前的重要目标。

简介：我国《食品安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确立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过于原则性,给法律适用带来一定困难。食品安全民事案件没有规定专门的案由,导致目前立案案由差异较大的现状,应增加＂食品安全责任纠纷＂这一项新的案由,在食品惩罚性赔偿金诉讼中应对消费者的＂生活消费＂这一概念作扩大解释,并进一步明确＂消费者＂的范围,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应满足特定的责任主体、存在主观过错及实施不法行为这三个要件,损害后果并非消费者要求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的构成要件,应在《食品安全法》中进一步完善食品惩罚性赔偿制度。

简介：2014年5月1日实施的我国第三次修改后的《商标法》率先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领域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正当性，可以从惩罚性赔偿蕴合的人文精神和制度理性两个角度，通过考察该制度“强化过错责任”、“体现谦抑性、恢复性的司法理念”，并借助威慑理论、矫正正义等经典理论工具加以理解。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之构建，关键在于规范设计的科学与合理，以主观恶性和侵权情节的严重程度确定赔偿倍数，同时应与补偿性损害赔偿、法定赔偿、刑事损害赔偿与罚金、民事罚款、行政罚款等相关制度加以协调与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