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民法庭作为颇具中国特色的司法设置,是为顺应时代需要而设立,逐渐成为司法系统在基层不可或缺的媒介.它起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在解放战争时期为推行土地改革和获得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毛泽东同志评价它为"农民群众打击最坏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有力武器,又可免乱打乱杀的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人民法庭、"五反"人民法庭、"三反"人民法庭和普选人民法庭相继成立,对保障运动顺利实行和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现今关于人民法庭的存废之争和职能转变,〔2〕重新回顾和审视人民法庭在当时的角色就显得十分必要.

简介：近年来，旬阳县检察院在推进县域治理进程中坚持以“强监督、善调解、重服务”为保证，以化解社会矛盾为途径，以拓宽服务领域为手段，着力打造敢于监督、善于监督、规范监督、科学监督的旬阳检察品牌，为建设美丽富裕新旬阳提供了强有力的检察服务和司法保障。

简介：2016年，石泉县人民法院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为总目标，践行“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司法宗旨，坚持“抓班子、带队伍、促工作、创一流”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努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全面提升司法能力和司法服务水平。为“三宜”石泉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简介：作为司法改革的＂排头兵＂,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置与实践,既能够通过最高审判权力的＂下沉＂带来社会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也能够通过最高司法权的在地化运行来促使巡回区司法行为的规范化,还有助于确立通过司法机制分配地方利益以及这种分配方式的权威性。由此所带来的,不仅是地方司法权的行使被进一步高度统一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行动逻辑上来,而且也确保了国家通过司法进行地方社会治理的可能性,从而有助于国家通过司法权威的塑造来助力国家权威的提升。当然,对于巡回法庭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对司法世界与政治社会的影响,我们也要敏感并有所预判,要通过巡回法庭司法职能的合理设置以及司法成本的均衡分担,来确保巡回法庭良性运转的同时,促使其司法—法治功能与社会—政治功能的良好发挥,从而实现司法改革的整体目标。

简介：《民法总则》的制定过程可以从政治决定与政治推动、立法进程、学者和公众参与三方面进行阐述。《民法总则》在承继《民法通则》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又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其规定具备体系性与合理性。《民法通则》以来的中国民事立法,曾受到德国民法和前苏俄民法的影响,但是探索和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道路。《民法总则》的制定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对民事权利的保护,提升了公民的人身权地位,实现了维护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与财产权平等保护之间的合理平衡,充分体现了保护个人信息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时代特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以及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的发展理念。

简介：为确保司法监督的有效性,死刑复核程序确立全面审查原则。近年来为了提高死刑办案质量,死刑复核全面审查原则被进一步强化。但从死刑复核实践中不核准率下降以及不核准事由越来越集中于死刑适用不当来看,全面审查原则在确保死刑案件办案质量方面的作用下滑。这与证据裁判的确立、控辩双方的参与有关。全面审查原则对刑事司法程序和刑事司法结构的冲击逐渐凸显,如全面审查原则带来刑事诉讼程序重心上移,也使得最高人民法院不堪重负,增加最高人民法院的政治风险。我们可以借鉴有限审查的做法,将死刑复核全面审查改造为重点审查。

简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案例指导”由原来的仅为司法机关的司法改革举措上升为执政党“支持司法”的指导方针。中国的“案例指导制度”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二·五改革纲要”,提出了“案例指导制度”的司法改革任务;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2015年4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对案例指导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自2011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始,至2017年1月3日,共发布了十五批77个指导性案例。中国的案例指导制度虽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仍有许多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基本问题。本文以作者在中国几所大学法学院以《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最新进展及其问题》为主题演讲后教师和学生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作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为线索,对这些问题作了整理、修订和归类。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高校法学院教师和学生对案例指导制度和指导性案例的关切点。

简介：效力性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并不能涵盖私法上的越权规范,就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也就不应从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性质出发,简单地认定未经公司内部决议的担保合同的效力。公司法第16条是对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的法定限制,不宜以民法总则第61条第3款关于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约定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为依据,否定相对人的审查义务。相对人对于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负有审查义务,以确定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否超越代表权限,为避免加重相对人的审查负担、节约交易成本、权衡各方利益,实现公司法第16条的立法目的,相对人对公司章程、公司内部决议等仅负形式审查义务。相对人未尽到形式审查,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代表权限,未经公司追认,担保合同对公司不生效力,就相对人所受损失由法定代表人和相对人依其过错进行分担。

简介：《反家庭暴力法》明确将＂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纳入保护范围,却未对＂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予以立法释明,这一立法缺陷不仅带给司法审判一定程度的尴尬与困窘,而且不利于对＂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正当权益的保护,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予以合理界定。而界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除需要了解其外观特征外,尚应当考虑空间、时间、情感、经济与生活等几个方面的共同要素,以及不同主体之间因其关系不同而有所差别的个体要素,从而合理确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的应然范围。

简介：实证研究表明,公安机关的刑事执法质量考评机制具有考评结果排名化,考评主体的内部性与广泛性,考评方式多元化,考评方法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考评程序的行政化与有限性等特征。从效果层面分析,当下的考评机制在较大程度上能够发现刑事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且具有相当的经济性与可操作性,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竞赛式＂考评意图比较明显,整体上法治化程度不高。这套机制的形成主要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严格执法与公正司法的政策性要求、数字化时代公安执法指标化、流程化管理的技术要求及公安执法应对公众诉求的策略要求有关。从长远发展的图景观之,考评机制应实现＂竞赛式＂考评向＂法治化＂考评转变,即考评主体的外部性、考评指标的＂科学化＂与考评问题的实体化。当然,由于考评机制的科层化,指标构建标准科学化程度不高,指标功能的有限性等问题,考评机制虽有助于提升但却不能成为检测公安机关刑事执法质量的唯一尺度,还需在考评之外结合其他机制共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