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以行为程度(量)区分一般违法与犯罪的社会治安分权治理模式,造就了我国刑法独具特色并成文的"罪量因素"规定,即分则个罪中为数众多的"数额(数量)较大"、"情节严重(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犯罪成立的罪量要求。这些罪量因素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充当怎样的角色,如何建构包含罪量因素的犯罪构成体系,是当下犯罪构成理论研究不容回避的课题。早有学者注意到罪量因素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提出"犯罪构成的情节要求"、"区分质的构成要件与量的构成要件"等命题,但缺乏具体而系统的关于罪量因素的犯罪论体系定位,其宣示意义远大于建构意义。而围绕《刑法》第13条但书的犯罪构成体系建构,也没有正面关注罪量因素——作为分则规定的事实要素——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本文关注的罪量因素是指刑法分则个罪罪状中明确规定的,表明行为的危害程度,并为犯罪成立所必需的事实要素;包含罪量因素的犯

简介：尽管《物权法》在相邻关系一章以第90条的形式对不可量物侵入作出了规定，故其以不完全法条的身份宣示了相邻关系视域下不可量物侵入之救济制度的缺位。同时，无论是《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抑或是《环境保护法》，均只明确规定了环境侵权的判断标准：即以造成了“重大损害”作为判断侵入者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该“重大损害”或以实际发生人身财产实质损害为判断标准，或以违反符合法定的排污许可或排污标准为判断标准。这样，在不可量物侵入符合法定的排污许可以及排污标准之时，只要未产生显性损害（病理性损害为显性损害），受害人即便遭受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亦无法寻求相应的救济。甚至，受害人会因遭受的噪音侵害处于法定标准之上或下而获得天壤之别的司法判决。这显然有失公正。因此，本文针对不可量物侵入在程度和性质上的差异，创造性的引入了“较大损害”这一与传统实践中“重大损害”标准相对应的标准，构建出了相邻关系视域下不可量物侵入之补偿请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