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企业不法行为往往因企业管理人员的贪婪以及法律保护的不足所致。对于企业犯罪规制体系进行的直言不讳的批评,亦佐证了以上的论点。但是,很少有人对于不同类型或者不同构造的犯罪控制策略的优缺点进行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关于更具惩罚性的命令一控制策略与自我规制方法之间的比较研究更是匮乏。本文中,我们在可能增加环境领域不法行为可能性的个人和情境的风险因素的背景下,对于这些犯罪预防

简介："非应用实体"(NPE)不生产任何真正的产品,他们的业务模式主要是通过诉讼来实体公司缴纳专利费。科技业界及服务于科技业界的知识产权从业者普遍对NPE怀有敌意。他们认为NPE不利于科技企业的发展,通过启动法律程序来收取专利费的做法也抬高了最终消费者的支付水平。全球NPE有很多,无疑高智和RPX是其中的佼佼者。NPE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降低专利交易(维权)费用的社会需求。他们通过构建专利组合,降低专利的非系统性风险。专利许可的加强意味着一些技术使用人被赶出市场,这会导致市场结构更加趋近于垄断市场而非自由市场,产品价格上升。如果说NPE滥用专利权的行为增加了社会成本,那么应该被责怪的是制度本身。NPE对社会的危害,来自于它对这些制度问题的综合性运用。

简介：无论是哪种产权制度,一旦安定下来,人的自私行为会选择交易[成本]较低的安排来生产。然而,产权制度的转变是另一回事。——张五常一、从简资修教授的批评谈起任何关于法律和市场关系的深入思考,都必然触及对罗纳德·科斯经济学思想的理解和评判。对于科斯经济学(以科斯定理为基础的法律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称)的信奉者而言,科斯就是上帝,《社会成本问题》是圣经,而科斯定理则是圣言写就的"黄金律"。任何对于科斯定理的批评和对科斯思想的

简介：知识产权制度存在'两朵乌云'现象,现有的主流理论均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应定位于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规制,以及对交易成本的减少与克服。应当围绕该价值目标对智力成果设定产权制度,合理划定其适用边界,着力对市场机制予以恢复和完善。

简介：“护河者案”是诠释美国法院审查如何适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经典判例，是考察法院司法谦抑变迁的绝佳素材。在对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适用进行司法审查时，法院必须探寻立法者的本意，对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考量，并综合运用精当的法律解释方法，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简介：编辑是期刊、报刊内容的选择、加工、传播者，其工作性质是一种带有审美意识的社会实践。由此对审美意识提出的高要求，要求文学编辑提高审美修养，提高虚假的美感鉴别能力，提高自我的审美意识和培养审美过程中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时代性思维，使自己对那些真正的艺术作品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本文对文学编辑审美意识的规律、审美意识的结构和审美意识的培养和提高进行了简论。

简介：公共视频监控不可或缺,但公民隐私权也亟待保护.对公共视频监控进行过程与结果的“双重控制”终将导致公共视频监控目的的落空.对公共视频监控进行“结果控制”有其正当性,能够实现公共安全利益与个人隐私权益的平衡.对公共视频监控进行法律规制,应当将“非公共场所”限于进行相关活动以暴露个人隐私信息为必要的区域,并严格规范监控责任主体、监控信息的使用以及相应法律责任.

简介：国民成就动机的高低与国家发展程度成正比，检察干警成就动机的高低与检察事业的发展程度成正比，与司法公正的实现程度成正比。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平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提升司法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笔者认为，作为检察机关。

简介：从宏观视角运用社会成本理论进行分析，将责任保险机制引入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不仅可以大幅度地节省侵权的救济成本，而且可以提高综合社会损害防控体系的运行效率。那种认为在侵权损害赔偿领域引入保险机制必然扩大社会损害规模因而是无效率的传统观念可能并不正确。责任保险制度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制度如何安排。为提高责任保险制度的效率，相关制度的设计必须从社会损害综合防控的视角出发，一方面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强化侵权损害的救济成本控制；另一方面，应充分重视保险机制提高综合社会损害防控体系运行效率的作用，通过更有效率的社会损害防控体系，降低社会损害的总规模。

简介：在现代宪政视野下，赋予被告人配偶拒证权的功能在于维系夫妻关系的和睦以及家庭关系的稳定。我国《刑事诉讼法》（2012）中赋予被告人配偶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但该规定却存在适用范围不合理，未出庭配偶审前陈述证据效力不明确等缺陷，使得这一制度在现行司法实践中不仅难以维护家庭和睦，甚至还存在损害真实发现的风险。

简介：作为国家权力在纵向层面的进一步配置,地方立法权主体扩容兼具治理价值与民主价值.此外,其价值还在于满足地方立法需求、实现治理路径的转变、降低立法试错成本.但其目前的风险在于地方立法机关不具备与全面赋予立法权相适应的立法素质、立法监督的不完善使得地方立法权有被滥用的风险、立法权限的限缩致使地方立法需求受到抑制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的法律化.而此类可能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全面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过程中未能较好地实现收权与放权之间的平衡.为此,欲对风险实现有效的控制,有必要在收权与放权之间寻得平衡.

简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新媒体、自媒体异军突起，给检察工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通过信息化建设，检察机关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规范办案流程，并为检察机关提供了方便快捷、成本低廉的沟通方式。但与此同时，当前信息化建设水平还不足以适应检察工作新要求，无论硬件设施、软件开发还是干警的运用水平，都还有待提高。

简介：法学双学位教育制度实施以来成效显著,目前正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该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积累了诸多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学生随意缺勤,教师排斥教课,法学双学位课程成绩偏低,学生滋长"混"学位的投机心理,法学双学位制度的存在价值遭到质疑。然而在依法治国方略的背景之下,在卓越人才培养的目标之中,法学双学位作为在校大学生获取法律知识、熏陶法治素养的有效途径愈显重要。坚持课堂教学原则之下,适当利用慕课平台,引入过程性评价体系,以及加强对法学双学位学生的奖惩管理,给予任课教师特别补助等措施有助于化解该制度的现实困境。

简介：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信息呈爆炸式地激增，当下注意力已取代信息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书业竞争异常激烈，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力，成为能否赢得读者的第一步。图书出版业如果能合理地运用“注意力经济”，进行编辑手段与营销方法的全面创新，就能吸引受众的眼球，取得更好的市场效益。

简介：在财产犯罪中,＂占有＂和＂控制＂应当可以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而控制即为实际支配,进而,控制作为一种事实上的支配,不仅包括物理范围内的支配,也包括社会观念上可以推知财物支配人的状态。进而,在以控制说作为财产犯罪的既遂标准的前提下,应当通过对＂占有＂作整体的判断、以被侵害财物的特征作具体的认定和以行为人取得财物的时点作占有判断的补充,对控制说进行规范意义上的理解,而不能通过生活事实上的情况来进行认定。财产犯罪既遂与否的认定,与财产犯罪既遂后,在现场尚能挽回损失的情形下可以正当防卫不是一个问题。财产犯罪的不法侵害尚未结束与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不能作等同理解。

简介：电力企业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国民经济稳定运行的必要保障。电力企业的体制改革具有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对于供电企业来说，运行体制的改革可以大大提高供电质量和效率，保证供电运行的正常稳定，从而为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运行提供有力的保证，那么在新形势下，如何提高供电所的管理水平就显得十分重要，基于此，本文对供电所管理水平的提升措施进行了分析探讨。

简介：电气工程的施工很复杂，涉及到电气设备、电线敷设以及导线连接等，因此，其施工难度很大，稍有疏忽，就会出现质量问题，影响电气工程的价值发挥，也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与不好的社会效应。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其施工质量进行严格的控制。本文根据电力企业电气工程的特点与施工要求，对电气工程施工准备过程中、施工过程中以及施工完成后的调试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要点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希望能为电气工程相关施工人员、管理人员的工作提供参考。

简介：近些年,群体性事件在我国发生相对频繁,虽然起因都是民众为了争取自身权益进行的对抗,不带任何政治目的,但愈演愈烈的态势已成为政府高度关注的社会安全性议题。群体性事件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更重要的是使公民对政府产生了信任危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缘由,有地方政府施政方面的实质性问题,有政府处理事件行为方式失当的情况,也有国内外媒体报道不实不当的推波助澜。社会公众需要媒体来呈现群体性事件。同时,媒体应充分表达公众对于事件的认识,并运用自身的影响力,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好沟通,进一步推进二者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协同与合作。

简介：绕开死刑既有学说抽象层面的存废之争,在现有的司法运作体制下,探究如何从实体法层面有效限制死刑适用无疑是务实性的做法。定位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视角,先把犯罪行为人置于主体性地位审视再作死刑适用与否的判断,不仅与我国刑法对死刑限制性适用的初衷相契合,而且与刑罚思潮的主流价值相一致。人身危险性理论可以对死刑的司法适用进行双重限制,即一方面以侵犯生命权为坐标从死刑的外延上限制死刑的罪名种类,另一方面则以司法裁量中的量刑基准作为参照系予以死刑适用的限缩。

简介：死磕派律师是"北海案"和"小河案"中因"死磕"法院后,活跃起来的一批律师。死磕派律师将法院作为对抗的对象,把法条作为较真的目标,以"苦肉计"、网络直播、举报投诉和行为艺术为常用手段,将"个案正义"作为终极追求。虽然"死磕"有助于促使司法自律,但"死磕"的做法背离了司法制度的理性设计,极端化了法条主义,并大幅拉高了诉讼成本,事实上是在以"较真"程序的方式,追求有利的实体结果;同时,外部化了诉讼成本,造成了更大范围的非正义。中国司法面对"死磕",需要在反思原有的常见方案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应对元素,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形,对所有方案进行有效整合,以有效处置"死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