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中国疫情形势及挑战（一）艾滋病。中国1985年首次报告艾滋病病例。截至2007年7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214300例，其中，艾滋病病人56758例，死亡18246人。疫情评估显示．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65万人。其中艾滋病病人约7.5万人。三种传播途径并存，

简介：原苏联是世界上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核大国,在世界上5大核试验基地中,苏联就占了两个,这就是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和新地岛试验场。原苏联共进行了715次核爆炸,其中在大气层中进行的核爆炸为215次,核当量4.52亿吨(至1991年),而全世界进行核爆炸的总核当量为6.29亿吨,苏联所进行的核爆炸占核当量总数的71.4％。(另外3个核试验场为美英使用的内华达州试验场,法国的穆鲁罗瓦考试场和中国的罗布泊试验场。)原苏联的这些核爆炸将约2,600万里的铯—173和2,000万居里的锶—90抛入大气层中。在进行大气层内核试验较多的60年代,大约有5吨钚散落到我们生存的生物圈中。此外,原苏联还有200多个小型的核靶场。放射性核污染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与我国黑龙江、内蒙、新疆等省区相邻,其核污染尽管不及西部一些重害区严重,但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简介：黑龙江是中俄两国的界江。黑龙江流域涉及黑龙江、吉林两省大部分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地区乃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因此，黑龙江流域水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黑龙江两岸居民的生活质量和饮水安全问题。

简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尼种植园经济发展迅速,但出现了周期性森林火灾,造成严重的跨境烟霾污染,给本国及东南亚地区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作为烟霾污染治理主体的印尼,却存在地方与中央、传统和现代等多重博弈,使环境治理陷人困境.国际组织的参与虽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污染带来转机,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跨境烟霾问题.只有实现环境政治地方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有效联结,才是解决印尼跨境烟霾问题的关键所在.

简介：近五年来,中印边界地区领土争端问题既有缓和,也有紧张的局面.中国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不惹事,也不怕事”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理论.中印双方通过高层互访、经济合作、外交和谈、军事沟通、民间交流等形式深化了中印边界地区领土争端问题的危机管控机制.中国政府在应对“帐篷对峙”、“藏南演说”、“中国入侵论”等危机事件中较好地管控了中印边界地区领土争端危机,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

简介：白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之后成为独立国家以来,在继承和改组原苏联时期遗留在其国内的边防武装力量的基础上,陆续与周边国家签订了有关边界的条约,划定了与邻国的边界。为贯彻落实《白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切实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应对边境地区出现的威胁国家与边界安全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白俄罗斯政府通过适时分析国家边境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态势,通过改组和加强边防机构体系,制定和颁布有关边界和边防部队法律,加强边防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边界安全防控体系建设,有力地维护了本国的边境安全利益。

简介：快速的经济增长使泰国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使泰国国家面临着种种难以克服的问题。政府的政策受到环境保护主义者和人权主义者空前猛烈的抨击。

简介：机制外霸权的规则执行会引发潜在的冲突,而美国航行自由项目的军事行动宣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却不引发冲突,行动层面的自约束是降低冲突爆发可能的主要因素。沉没成本与文化内化使得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宣示形成了长期化的自维持,而常态化与长期化的航行自由项目可能为美国带来议程设置权,这一情形既有可能继续约束冲突的发生.也会侵蚀沿岸国的权益。

简介：南海争端涉及六国七方，美国本不属于该区域争端国，但作为域外最有影响力的大国，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作用举足轻重。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由最初的“消极中立”、“积极中立”到如今的“积极干预”，由“离岸制衡”逐渐向“危机管控”过渡，参与力度明显增强。但鉴于中国在南海区域的客观存在及中美在相关领域合作的需要，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较为克制，现阶段美国的南海政策已发生变化，其走向将会成为今后中美南海战略博弈的重点。

简介：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更迭,尤其是权力转移,常常与（军事）冲突相伴.权力转移理论对此现象做出了分析,却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因此可以在大国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非正式多边安全治理机制,以缓和目前全球权力更迭出现的紧张局势.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以共同的规范和程序为基础,通过建立合作框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文章以现代大国协调机制为框架,探索管控未来权力更迭的可行性,并借此为权力转移理论补充了两点新内容：衰落霸权国对未来秩序的（不）满意情绪的重要性;以更广泛的大国多边合作框架,取代权力转移理论传统的双边“决斗”情势.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机制化的权力转移管控。

简介：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界对气候变化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即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与这种认知形成、加深相伴随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逐渐开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其战略规划与日常实践.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安全政策中的气候因素不仅没有淡化或终结,相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强化的迹象.但是,这种强化趋势却出现了新的变化,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突显出来：第一,军方对气候变化的侧重点从长期威胁转向近期威胁、从间接威胁转向直接威胁、从全球性灾难转向特定灾害.第二,军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从减排和适应并重转向侧重适应.支撑上述变化的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考量,也是美国决策者内部的矛盾及调和使然.未来,预计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进程仍将持续,但是,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向上传递到联邦政府决策,仍旧取决于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