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已成一门"显学",且对相关研究、安全现实与安全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40年(1978-2017年)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整体上历经了酝酿与显现、阐释与呼吁、反思与深化、建构与拓展的过程;研究内容丰富且不断出新,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类型;与国家决策的关系呈现"被忽视——边缘性——中心圈"的发展轨迹;研究驱动包括学理驱动、技术驱动、事件驱动、政策驱动和环境驱动;形成了涵盖组织机构、学生培养、知识传播、政策咨询和学术网络的制度化研究态势。在学术上具备了学派与学科的自觉,推动了安全思想的"范式转型"与"安全文明"的重塑,在政策上牵引着安全治理实践更加综合化与国际化。然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未形成,专业性、科学性、国际性不足,未来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在全球安全的研究格局、元问题与分析框架、理论体系与学派自觉、方法论与量化研究、议题深究与国际对话上有新的持续推进。
简介:长期以来,德国经济在整个欧洲地区占着绝对重要的地位,一度被称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然而在新千年之际却陷入了困境。2001年和2002年德国经济的增长率均居欧盟各国末位,失业率近年来一直居高不下。经济乏力使得德国年度税收增长目标落空,财政支出刚性使得德国的财政赤字在2002年超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中3%的上限。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德国,其经济困境一方面可以归因于重要贸易伙伴欧盟成员国和美国经济的不景气以及欧元升值对贸易的阻碍作用,但是更为根本的却是德国本身经济结构的老化、劳动力市场僵化和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为彻底走出经济困境,德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对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实施相应的宏观经济改革计划,改革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制度以及税收制度和教育体制。
简介:凭借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条件,广东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一直是中国—东盟贸易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贸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出台以来,广东与东盟国家的贸易突飞猛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其他省份的主观努力、广东外贸的自我定位等因素,近年来广东—东盟贸易在整个中国—东盟贸易中的相对地位持续衰落。为此,作者提出了广东应具有东盟战略意识,发挥传统优势,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商机以及注重“走出去”等政策建议,期盼广东—东盟贸易取得更大发展。
简介:能源是经济增长主要的驱动因素。过去10,印度保持了7%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造成能源供求矛盾突出,不仅表现在能源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量大幅增加,而且造成印度能源消费结构、消费强度和消费弹性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了解决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矛盾以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印度政府不断调整能源政策,采取了国内开源节流和国外扩大油源的能源战略,以实现能源安全和能源独立的战略目标。印国内开源节流的政策措施包括大力发展新能源、改进煤电生产管理、加强油气勘探开发、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完善环境污染治理,国外扩大油源的措施则包括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和构建全球能源网络。这些政策措施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
简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导致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却未很好地反映这种变化趋势,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变革力量开始登上国际安全治理的舞台。然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的盛行使金砖国家内部的贸易势头减弱;美联储加息、投资干预政策以及政局动荡和经济疲弱等因素使金砖国家面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减少的压力;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给金砖国家能源安全合作带来困扰;金融安全合作进展缓慢。基于此,金砖国家应继续深化各领域的改革,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为金砖国家的安全合作夯实基础;加快相互之间的发展战略对接,以提升金砖国家的安全合作水平;通过加强沟通与协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丰富金砖国家安全合作的内涵。
简介:战争性质变化、全球化发展以及冷战结束导致安全关注焦点逐渐转向人类安全.2003年和2004年的两次全球性大规模传染病,再次将人类安全的重要性呈现在人们面前.但由于"人类安全"这一概念过于宽泛而且含糊,决定了它不能真正成为一项国际通行的外交指导原则和学术研究范式,而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成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一项参照和学术研究的一个思考方面.也正是这一原因,人类安全成为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寻求某些目的的有效工具.鉴于人类安全观存在的重大政治与伦理困难,真正符合国际社会几乎所有国家安全需求的安全观念或许应当是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
简介:2004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正式生效。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一个双赢互惠的安排,显示了双方完全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好两国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两国构筑“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关系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并将增进两国在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和其他领域全面而密切的合作,有利于北部湾地区的长治久安。回顾这一历史事件,无疑给其他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简介:毛泽东在30年代曾认为,形式逻辑是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都是反对矛盾性,主张同一性,反对概念及事物的发展变化,主张概念及事物的凝固静止,因而是与辩证法正相反的东西。建国后,从50年代初编辑《毛泽东选集》第1卷时开始,毛泽东就一直关注着形式逻辑问题。在谈话和书信中,他不再把形式逻辑划归资产阶级和形而上学,而是多次表示,形式逻辑没有阶级性,它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级与高级之分,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毛泽东的形式逻辑观由此发生转变。因此,在50年代和60年代,毛泽东对我国的形式逻辑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鼓励和督促出版或再版了包括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和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等在内的一系列逻辑专著,对我国形式逻辑研究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