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社会学科研究的国际问题研究需要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描述性的问题、解释性的问题、预测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严格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程序,这四个方面的国际问题研究就会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客观性或者说可重复性、规律性或者说普遍意义、简约性或者说主次分明。大数据研究能够让决策者获得更加全面、充分的信息,从而采取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在进行描述性的国际问题研究时,大数据可以起到十分突出、甚至是革命性的作用;在解释性的问题方面,大数据的长处是用来发现相关性,而不是做出因果解释;大数据还可以发现有价值的解释性问题;大数据在预测和对策研究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它所发现的规律性现象不仅可以用来预测,也可以帮助人们做出选择。大数据应用到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也有其局限性,有些局限性是这一方法本身所具有的,例如不能进行因果机制的分析和解释;有一些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所具有的,例如"成本-收益问题"、数据主权问题等。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大数据并不适合用于做战略研究,而更多适宜于对国际发展态势的宏观描述以及为具体的外交行为提供精准的指导方案。总之,大数据有助于发现更全面和客观的事实、提出更多规律性的问题以及帮助研究进行预测和做出选择,但大数据自身不能完成整个解释的过程,需要研究者进行专业的因果机制的分析和解释。
简介:基于1982--2006年的相关数据,本文分别建立了以资本形成的金融相关率(SFIR)和货币深化的金融相关率(MFIR)为解释变量的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计量模型,以分析中印两国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简介:“共同威胁”与“共患意识”引发人类对非传统安全的普遍关注。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是“共享安全”。共享安全不仅是安全指涉对象的扩展与转型,也是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提升与非传统安全话语的创新。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经由传统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形成了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批判安全理论、人的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主要流派,其主要价值取向是“建构安全”。然而,共享安全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与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异质性”冲突,中国的安全观与外交方式的价值类型此有着重大的意义与贡献。中国以“保合太和”、“万国成宁”、“和而不同”为标志的“和合主义”思想渊源,为共享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内核与独特的价值坐标。中国学者的“新天下主义”、“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人类共同安全”、“全球深度治理”等对“共建安全”方案的多维度探索,为共享安全提供了极具创意的可能性论证。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外交实践与融入世界的“优态共存”,为共享安全提出了解决现实冲突的重要范例,也为共享安全的可行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现实逻辑。
简介: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地区的旅游发达国家,旅游业是其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典型的入境旅游国家,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本文基于新加坡入境旅游2005~2015年数据分析,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季节集中指数和年际集中指数分析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时间和空间的特征,并根据旅游者的行为特征,研究入境市场中旅游者消费行为选择。结果表明:新加坡入境旅游市场客源地地理集中指数位于31%~35%区间,且变化较为稳定,旅游客源市场较广;入境旅游季节集中指数R值位于0.5~1区间,客源地年际集中指数位于0~4区间,表明旅游客流的季节变动强度较小,客源地游客年际变化较小,入境旅游市场客源量较为稳定;旅游者的旅游消费行为具有多样性,旅游购物和奢侈品消费的支出有所下降,
简介:“共享安全”理论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理论体系和话语权的有益探讨。“共享安全”理论具有充分的历史哲学依据,《周易》中“保合太和”“协和万邦”的思想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阴阳协调、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儒家哲学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以“共建”“共存”和“共享”为核心的安全观;而践行中庸之道,则成为“共享安全”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和平主义外交理念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和平、和谐与合作安全的政治思想基础。东亚传统的安全体制体现了东亚国家在安全利益上的“共依”“共存”“共建”和“共享”,从而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东亚史上传统的安全和外交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的安全政策进一步为“共享安全”理论提供了安全和外交实践,其中作为“共享安全”实践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的准绳和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存”“共建”和“共享”安全的和平主义战略价值趋向。
简介:2011年以来,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对埃及和突尼斯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该运动产生的各种研究议题中,参与过此次运动的民众对于该运动的评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以"革命者的失望"为视角对此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革命者的失望"这一变量反映了"革命联盟"在胜利后的分裂进程,是转型阶段中各种政治力量权力斗争、经济冲突与理念冲突的体现。以上三种类型的冲突可操作化为民主支持度、经济地位和政治伊斯兰等三个变量,并根据"阿拉伯民主晴雨表"的数据,对以上变量与"革命者的失望"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都出现了先前运动参与者对此运动发展的失望问题,不过,具体影响失望的变量在两国有所不同。在民主支持度上,虽然埃及和突尼斯民主支持度对参与者的失望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其方向完全相反。在经济地位上,突尼斯呈现出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埃及却没有出现显著的影响。在政治伊斯兰问题上,作者创新性地将政治伊斯兰分成政策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和政权伊斯兰等三个维度,并且发现三个维度的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呈现的影响并不相同,反映了政治伊斯兰与"革命者失望"之间的微妙复杂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