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观的形成经历了在探索中选择、在坚持中发展的过程,中国古代传统法治思想为其提供了史鉴价值,近代中国法治道路探索的失败为其提供了历史镜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观的建构,需要通过建设法治政府,为法治中国建设发挥示范引领效应;需要坚持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民众对法治的信心与信任;需要在全社会培植法治精神,树立法律信仰,养成法治自觉;需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统筹推进、良性互动。
简介: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指的是香港青年对自身的“中国人”身份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和文化认同,以及由此而塑造并在与国家的互动中所不断强化的国民意识和国族观念。也就是作为香港人的自我的个体认同逐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与内地各省份以及整个国家的持续互动中不断融入强化认同中国人身份的过程。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建构一直是香港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尤其是自1997年回归以来,如何在香港青年中构建明晰的国家认同,推动香港社会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国家和香港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港澳融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前沿平台,其社会文化意义不亚于其经济意义。大湾区的规划建设和发展,为强化香港与内地的联系和交流,增进香港本土社会尤其是青年群体对祖国的认同都提供了宝贵的机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介:在"一国两制"过去阶段的实践中,港人基于国籍与国家建立的"身份联结"更多具有形式意义,一定"虚置"的公民身份导致港人难以完整享有公民基本权利也无须履行全部公民义务,而成长在此环境中的香港青年一代对国家政治认同及自身公民身份认同就遭遇了一定弱化。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新时代推进"一国两制"发展的新实践,可以为促进香港青年对国家的认同和融入提供新契机。未来,国家应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对港澳居民作为中国公民的主体资格进行有效填充,为香港青年建构起实质化的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以促使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切实感受自身作为国家政治法律共同体与历史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实现香港青年的人心回归。
简介:大庆精神,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举世闻名的大庆石油会战,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庆精神主要包括: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井求科学、“三老四严”的科学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概括地说就是“爱国、创业、求实、奉献”。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大庆精神都是激励人们奋进的不竭动力。50多年来,大庆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石油人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引领着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担当了“共和国长子”的崇高使命和重大责任,发挥了其强大的精神导向作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简介:中国工会十七大报告指出要“积极建设智慧工会”。近年来,工会积极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要求,形成了“互联网+工会”创新模式。当前,随着信息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互联网+工会”不断升级,建设更高水平、更智能化的“智慧工会”势在必然。“智慧工会”服务对象范围更广,整体架构更完善健全,联系实际更严丝合缝,能够更好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建设“智慧工会”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的根本要求,是加强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现实需要,是主动适应互联网新技术发展进步的迫切需要。党和国家对工会工作的新要求,对网信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成熟,各级工会已有的先进典型经验做法,庞大的职工网民用户,使得“智慧工会”的建设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在建设“智慧工会”的过程中,要积极发挥网上优势,坚持以职工为中心,充分搭建平台,丰富网上服务的内容。
简介:从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迈向共产主义“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看成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性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传承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逻辑,不仅在理论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而且也提出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方案,开辟了人类构建美好未来的崭新途径。
简介:政策执行是将政策制定者的意图转化为预期结果的活动,是公共政策过程的关键阶段。政策执行涉及政策执行者的能动因素和结构因素。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是复杂环境与执行者能动性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行为受政策规定的合理性、资源的可得性、目标群体的异质性、组织控制的有效性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效果则受其政策执行能力与素质的影响。在结构性脉络中,基层公务员是具有自我意识、反身性与策略性的执行者,这些具有不同政策执行能力和意愿的基层公务员会在对结构性脉络和自身能力的认知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策略性行为。这些基于结构性限制下的有意识的策略性行为,是现实当中存在的基层公务员政策执行行为。要辩证地看待基层公务员的策略性行为。
简介:作为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战略名词,就业优先惟有明晰其阶段性和针对性才能充分彰显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魅力。结合低中高收入水平及其各自所处阶段的发展均衡陷阱,以反贫困、反对不平等、实现充分就业与体面就业等阶段性主要任务为媒介,可探究就业优先的阶段性内涵与生发机制。总体上就业优先的内涵变迁可拾级而上形成三个阶段,即努力实现市场化就业优先的低等水平就业,追求就业数量优先的中等水平就业,致力于就业质量优先的高等水平就业。就业优先由低到高的三个阶段性内涵依次对应收入水平的低等、中低等、中高等不同阶段,但并非绝对。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并把握好就业质量优先这一新的阶段性内涵,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的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