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近期来,围绕中国计划生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发表了不少见解。如何正确评佶以往的计划生育工作,如何更好地制订未来的生育控制规划,确实需要人人关心,大家献计献策。本文试图对生育率水平与社会经济诸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以便论证对不同类型地区的生育政策应采用分类指导的办法。研究的方法是以上海经济区内上海市和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为例,选用1986年数据资料(资料来源;各地统计年鉴、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87年1%残疾人抽样调查资料)做总和生育率与社会、经济诸多因素的断层分析。研究选取了以下各因素(表1):
简介: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可大致分为早期主要控制人口数量的利益导向政策和当前倾向于综合治理的利益导向政策两个时期.本文在回顾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利用1991-2010年我国29个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家庭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较于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倾向于综合治理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效应更强,并且更有利于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在倾向于综合治理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下,家庭会调整发展策略,通过风险外部转移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等多种方式,缓冲由于子女数量减少导致的不确定风险增加.
简介:大多研究发现,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负相关,其中自选择效应和测度问题被视为二者负向关系的主要致因。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女性样本,实证分析了婚前同居和中国女性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了自选择效应和测度问题在其中作用的相对大小。研究结果显示:总的来说,中国女性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负相关;随着同居在改革开放前后出生的女性中的蔓延,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的负向关系消失;自选择效应基本主导了中国女性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虽然测度问题也推动了中国女性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的负向变化,但与自选择效应相比,测度问题的影响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