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第一,贵州省正面临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我国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而城镇化建设是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之一,贵州省正面临加速城镇化的关键时期,这样的历史机遇,给贵州省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和环境,自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大力增加了对贵州省的投入,2000年贵州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380亿元,比“八五”末期的1995年增加206.34亿元,增长1.2倍,同时市场机制也逐步在完善,对外引资力度加大,2000年贵州省实际利用外资19545万美元,比“八五”末期的1995年增加9908万美元,增长1倍,以后随着西部开发力度的加大,政策向西部倾斜的到位,贵州省将会象插上比双翼的奔马,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前进。
简介:人数社会的发展史充分证明,现代化社会与人类有史以来追求的目标是相吻合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一有效的综合性手段就是城镇化。因此,城镇化是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明确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其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最近向新闻界公布的研究成果:“到2050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将全面达到当时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2060年全国将有27个省、市、自治区实现现代化目标。”但是,有4个省、自治区达不到现代化的即包括有贵州省,据中科院测算,贵州省要到2070年才能实现现代化,仅排西藏自治区之前。这也即是说,贵州省实现现代化要比全国总体水平落后10年,比东部地区的广东和江苏落后49年和37年,这实在是令人惊诧而警觉。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引擎”是人口迁移而导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人口迁移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整体上对激发社会活力,加快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已是有目共睹的,例如:促进了生产素的优化配置与劳动产出效率的提高,缓和了城镇地区劳动力结构不足的矛盾,满足了经济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抑制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控制人口增长,改善区域人口结构,实现人口合理再分布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有关研究资料,从全国来看,80年代人口迁移规模与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98和0.985,呈高度正相关,几乎每增加100万迁移人口,可使国民收入增加30多亿元,人均国民收入提高20余元,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人口迁移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简介:基于2012年与2015年贵州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截面数据,运用三阶段DEA对贵州省县域减贫效率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探索性数据分析(ESDA)对其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剔除管理无效率、随机误差、环境变量等因素的影响后,贵州省县域减贫效率得到了提高,使用环境变量与随机误差项对原始投入值进行调整具有合理性;贵州省县域减贫效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纯技术效率下降是造成贵州省县域减贫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县域减贫综合技术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HH型和LL型的县域单元具有明显的聚集特征,研究期内空间范围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县域综合减贫效率呈现出黔东北、黔西南高,黔中、黔西南低的空间格局。从综合减贫效率的冷、热点格局变化来看,黔东北、黔西、黔中的减贫效率在下降,而黔东南的减贫效率在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