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在考察规约隐涵、一般性会话隐涵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语句的非真值条件意义的再处理设想,即缩小“隐涵”范畴,扩展“语义预设”范畴。具体言之:解散隐涵集合体,只保留特殊会话隐涵,即“隐涵”等于“特殊会话隐涵”;取消“规约隐涵”概念,把它归入语义预设(强规约隐涵归入典型语义预设,弱规约隐涵归入非典型语义预设);取消“一般性会话隐涵”概念,把它归入非典型语义预设。“预设”概念的外延扩展后,其分类系统则为:预设分为语义预设与语用预设;语义预设再分为典型语义预设与非典型语义预设;语用预设再分为命题内容条件语用预设、预备性条件语用预设、真诚性条件语用预设和实质性条件语用预设。
简介:几年前,在中国学术界爆发了一场关于儒家“亲亲互隐”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导火索是刘清平教授发表于《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的文章《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引发了该杂志同年第10期郭齐勇教授的商榷文章《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在杂志上公开反复辩难的文章达30多篇,涉及辩论的学者有30多人。这场争论的一些文章收录在由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一书中。从收录文章的状况看,如果我们将捍卫儒家“亲亲互隐”的一方称为“正方”(以郭为代表),将批判这一原则为“腐败之源”的一方称为“反方”(以刘为代表)的话,那么这部70万字的文集中“反方”只占12%的篇幅,约8万余字,其余60余万字全是“正方”,形成了对“反方”的“围攻”之势,“反方”在文集中的意义似乎只是充当“活靶子”。当然。我并不是说主编者有意造成了这种“围攻”。但这种现象至少客观上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内学术界捍卫儒家传统的学者们在涉及到自身“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上有一股不可遏止的热情;相反,批判这一传统的学者则比较相信逻辑的力量,只要这种逻辑没有被驳倒,就无意于反复纠缠于一些没有理论意义的口水仗中,只限于坚持自己的逻辑一贯性。所以笔者在通读这部文集之后,深感双方在所争议的问题上并没有形成真正有利于推进理论本身的对话,而是存在着严重的语言障碍。问题主要在于,“正方”的多篇文章中包含太多的自相矛盾和逻辑错误,并且由于情绪化的色彩太浓而发现不了自身的这些错误;而“反方”虽然文字大大少于“正方”,但实际上基本立场并没有被动摇,�
简介:先秦儒家主大义灭亲吗?其答案至少不是全称判断。比如,《春秋》记载鲁国诛庆父这个经典案例及其微言大义,就疑大义灭亲,而有亲属容隐制度萌芽。春秋鲁国宗室和朝臣庆父、叔牙、季友是三兄弟,叔牙、庆父先后弑君(也分别是弑兄杀弟),季友则立诛叔牙、缓诛庆父,力守君臣之义,同时尽可能悉心敦睦并力保延续与叔牙、庆父的兄弟伦理,曲尽亲亲之道。伦理亲情中血色淋漓,刀光剑影中维护伦理,其中蕴涵着求解伦理和政治法律关系两难、顾全伦理和政治法律关系的努力及其智慧。其直面问题、寻找成因、求解两难、所达目的等方面,都对大义灭亲审慎存疑,发育着亲属容隐制度。由此细化深化大义灭亲、亲属容隐研究,有助于凸显其两难,妥为调谐伦理和法律关系。
简介:组织内部的集体抗争及其参与兴趣是以往社会运动研究很少涉及的领域。那么,一个组织内部如果发生集体抗争,哪些人最有可能参与?本文把那些有意参与的人称为“风险人群”,将其中态度最为坚定的那一部分称为“高风险人群”。本文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入职渠道、组织内部控制、组织内部交往、在组织内的社会经济地位、工作满意度等角度研究了“高风险人群”的特征,以及他们参与集体抗争的兴趣与上述组织过程和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入职渠道的市场性和组织的国家属性越强、个人年收入水平和工作满意度越低、与下级同事的交往越多,参与集体抗争的意愿越强。
简介: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假设和“扩大内需”对策一再地被经济现实所否定,供给学派思想精髓越来越多地被当代经济现实所印证。当前危机全球化和纾困长期化的现实表明,可持续增长动力的培育在于通过向要素投资形成有效供给,用有效供给来创造需求。供给决定需求在发展的意义上体现为供给的品类决定了可供需求的品类,供给的质量决定了可供需求品的质量,供给的产业生态决定了需求的社会生态,供给环节的收入分配决定了有效需求的结构。驱动供给提升的关键在于要素。在要素重估阶段,高质量要素能够参与到GVC更高端的分工,获得更高收入,从而形成消费能力。这一良性循环的形成是中国实现经济内生增长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