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必然导致价值观的结构变化●市场经济和价值观结构的关系是互动关系●价值观结构的变化应遵循市场化、功能性、多样化、协调性、兼顾性等原则●价值观结构的变化主要有结构基础、结构内容、结构属性、结构功能、结构方式等变化

简介：国家以因大规模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特殊状态为起点，构建着灾难的叙事。利用灾难的“将发生”的国家，构建出“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而利用灾难的“已发生”的国家，则构建出“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国家在构建灾难叙事的同时，实际也利用灾难不断构建与巩固自身的秩序。因所处状态的不同，国家有着“日常秩序”与“特殊秩序”。如果两者的联结是直接的，都隶属于一个统一体制下，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将体现在制度的覆盖性与渗透性上；如果两者的联结必须以国家的出场为前提，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则体现为政府形象得以展示与地位得以加强。作为采用“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典型的中国，为了在完善自身防灾抗灾行动的同时保留自身对每次灾难的诠释空间，需要借鉴“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建立“半覆盖性”的体制，并且将自身的灾难叙事发展得更为立体化与人性化。

简介：<正>林仙健主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家政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家政大典,以下几点可以称道:其一,它是以指导建设中国文明家庭的大典,及时地在第一个“国际家庭年”与读者见面。联合国决定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以后每年5月15日为“国际家庭日”,说明了家庭这个社会细胞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94年国际家庭年”只不过是国际社会宣告重

简介：通过组织化与制度化,现代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凝聚力.但与此同时,以科层制、理性化之“铁笼”为代表的制度弊端日益严重.官僚制压抑创造力与个人自由,合法性与代表性极易衰减,这些都是现代政治所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以韦伯提供的“理想型/偏差”模式为范本,通过对于理性化过程中人的四种行动类型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理解韦伯所担忧的问题症结之所在,发展之可能.韦伯对于现代政治抱有的复杂态度,也与此处所尝试展开的特殊方法关联密切.传统研究对这些方法虽有理解,却阐发不足.

简介：中国人对国际政治中的道德问题的普遍关注，是在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的暴行的激愤中产生的。随即《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开设的“中国对策与选择”栏目，围绕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展开了专家与大众都积极参与的大讨论。讨论中出现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中国在

简介：<正>在我国现阶段,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改观,在家庭方面也发生着变化。(一)家庭结构有了新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家庭规模缩少,户均人数减少。我国“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之一的“五城市家庭研究”表明;京、津、沪、宁、蓉五大城市中4385户的抽样调查,户均人数为4.08人;农村家庭规模也有缩小趋势,据四川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2035户农民家庭调查,户均人数为4.52人,若从一个省来看,一九八四年贵州省共有596.1807万户,比一九八三年增长

简介：●现阶段的价值观应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共同理想为指导●现阶段的价值观包含多方面、多层次的丰富内容●现阶段价值观建设要以“三有利”为标准●现阶段价值观建设须以三者利益相结合为价值取向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性的庆祝游行是一个内容丰富而驳杂的文化主题，于此，史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其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景观，其中首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一节和国庆节（10月1日）庆祝活动，都是精心组织并有着多重目的的政治仪式：既是打破旧秩序、迎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反传统的节日，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合法化，又是共产主义领导下无数成就的展示，亦是对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毛泽东中心地位的肯定，同时还宣告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存在。尽管受到苏联的影响，这些庆祝游行还是表现出浓重的民族风格。它们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正在经历着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变化。最终，毛泽东和其他党内高层领导，同时充当着演员和导演，小心翼翼地控制和编排游行者的动作，让作为观众的游行者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对党和党的主席所取得的成就大加赞颂。

简介：文章以作者二十年来对毛泽东个人思想之当代价值的三次思考为主线而展开，指出：（1）不能把毛泽东所确立的革命传统与其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立起来，不能把晚年毛泽东的极左错误与其超越时代的理想主义价值观相混淆；（2）晚年毛泽东的错误与落后民族国家革命后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困难直接相关，不能直接照搬经典思想，而是必须从世情国情出发；（3）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重新定位毛泽东、重新发明毛泽东、重新发现毛泽东的理想主义遗产。

简介：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锦全先生是我国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中的知名学者。为庆贺其十八寿辰，去年本刊第4期曾刊发《思想史的“两重性”探求及意义衍生——李锦全先生对中国思想史本质的诠释》。今年6月中山大学哲学系主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和创新暨庆贺李锦全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本刊现特发李锦全先生此文，以飨读者。

简介：毛泽东的宗教思想在认识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宗教的基本原理以及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方面均有理论创新，其中既包括具有普遍理论适用性的战略思想，也包括具有具体针对性的策略决策。这些理论创新是将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和宗教政策的形成与成熟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简介：<正>广东华达机器厂自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了一系列改革,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一整套科学管理机制,提高了企业素质,并创造了高质量的产品和高水平的效益,为搞活国营企业做出了令人可喜的成绩。

简介：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可以归纳为四种：一是“以西律中”，主张中国走西方的路；二是“以中释中”，主张中国走传统的老路；三是姓社姓资、两军对垒，主张走完全排斥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四是走综合创新的路。前三种路径都是形而上学的，尽管在某一阶段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始终没有能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选择路径，只有综合创新才是符合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路径选择。对综合创新路径的研究，是当。前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工作，“马魂、中体、西用”论对于进一步阐述综合创新理论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简介：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洛克思想中的宽容与创新.首先,哲学与常识的融合.洛克的任务是使哲学成为常识,以代替天赋观念这一陈腐的常识.他认为,理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从常识中寻找根据,始终与常识一致,所以理性本质上就是一种常识的态度.其次,理性与虔敬的调和.洛克认为天赋观念说还未能把人的理性充分发挥出来,理性的充分发挥与肯定上帝的存在是相一致的.再次,机械论与经院哲学方法的混用.洛克在关于第一性和第二性的质的观念的形成以及观念与性质相似或不相似的论述中,既有机械论的方法,又有经院哲学因果观的成分.

简介：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之间的关系，自从实践范畴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范畴后，在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哲学界对它们之间接关系的研究更多偏向的是他们之间的联系，而很少涉及它们之间的区别。虽然，对于每个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的

简介：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难题并非天然存在，而是被某种“哲学”所造成的。西方哲学以有别于日常劳碌的神性之“看”宣告自己的诞生，宣告了智慧之爱的“理论”性，同时也宣告了哲学与实践的对立。西方哲学是“看”的隐喻化及其系统化，其典范是柏拉图的“相”论。评论这类哲学的隐喻根据及其与实践的对立，可从另类与实践并无紧张关系的哲学性隐喻即“道”论出发，使“相”论与实践的张力昭然若揭。理论既已疏离于实践，就再难回过头来统驭实践，因此“实践‘哲学”’之难便在于它不是毁坏实践，就是毁坏哲学。

简介：《通过孔子而思》是郝大维与安乐哲较早期的著作，作者基于对中国哲学“情境本体论”的判断，以概念关联建构的方式，将“义”置于孔子思想的核心地位，阐发孔子思想的创新性，并将孔子的教育方式定义为“唤起式教育”。其诠释的逻辑理路有哲学思考的魅力，也面临诸多质疑“义”在孔子思想中是否为核心概念？创新性是否为孔子思想的最重要特性？创造性诠释的限度与意义何在？美国汉学家的诠释为我们理解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新的思考。

简介：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的根源在技艺（tehne）,但其中艺术的一面受到压抑,因而此技术的本质就被硬化为强逼产出的座架,超出了人类的掌控.这个转变的深层原因是古希腊就出现了的“数学因素”它通过笛卡尔的主客二元化使世界成为被主体表象的图象,万物成为确定的客体.要摆脱座架的控制,必须重现技艺的艺术维度,让它“自身缘构发生”（Erelgms）的柔性允诺性重新主导技术.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和海森堡都曾从老庄之道中得到过启发或与之产生了共鸣.儒家会十分欣赏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本质的批判,特别是这种批判与归家思想的结合.但是,儒家要指出海德格尔的批判的不足,它忽视了个体主义对座架的促成力和单向度的存在论区分导致的忽视实际家庭的家园观,由此而使得他的解决方案稀松无根.只有以家庭为源头的有机社团,不管是儒家的还是阿米什人的,才可能摆脱现代技术本质对人的裹挟.

简介：庄子对技术的见解，可发见于其关于知识的议论。在区分假知与真知时，庄子曾以技术为典型来说明后者。故讨论庄子①的技术观，须检讨庄子的知识论及认识论。

简介：<正>当代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潮流,作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正从总体上推动着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似乎也带来了一系列令人烦恼的社会弊病,如环境污染、军备竞赛、恐怖主义、人性堕落等等。由于这些“副作用”的存在,西方学者在关于人类未来的问题上便截然分为两大学派,即“悲观主义”学派和“乐观主义”学派。他们都总体或部分地否定了新技术革命的社会价值,这样或那样地抹煞了新技术革命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