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在近年来呈复兴之势。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埃尔斯特运用方法论个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阶级定义、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进行了“分析的重构”，以求奠定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微观基础”。埃尔斯特对于社会宏观现象背后“微观基础”的探寻，以及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埃尔斯特泛化了阶级概念，其阶级理论的“去政治化”无意中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合法化的佐证。而作为工具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缺陷致使他对马克思的文本和集体行动理论存在某些误读。

简介：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功能的“双轨化”促使其产生个体化扶贫与集体经营扶贫的行动偏好。个体化偏好强调短期内增加个体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以完成政策目标。集体经营偏好强调通过乡村自组织发展、集体产业化发展、公共生活重建来提升乡村可持续内生发展能力，并以集体经营利润来增加弱势群体福利，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相比而言，后者更切合国家推进精准扶贫的战略目标。基层政府个体化扶贫偏好既是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的理性选择，也是源于低组织化的乡村社会无力承接政府扶贫资源。基层政府个体化的扶贫偏好不仅会造成公共性的流失，使扶贫政策产生负外部性，也容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短期化、形式化等问题。未来推进精准扶贫当延续集体经营的发展思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协调下依托产业化发展和组织化水平提升，增强乡村社会的内生发展能力。

简介：集体无意识是一种自在自发的无意识形式,是一定时期内一定社会集体所具有却又未曾主动发觉的非理性意识,它具有客观性、潜在性、非理性和整体性特征。心理学家荣格将集体无意识的产生根源归于原始人类社会中的"原型",这种理论虽然有僵化封闭的神秘主义倾向,但也揭示出了集体无意识现象的历史根源。此外,集体成员的认同感、从众性、感染、暗示作用以及责任模糊心理又构成了集体无意识得以出现的现实机制,由此可见,集体无意识虽然与理性相悖,但是究其起源和产生机制来说,它的出现又有必然性和规律性。集体无意识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能够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作用,我们应在唯物史观视野下考察集体无意识并通过对社会历史规律和集体无意识发生机制的合理利用避免其对社会发展造成阻碍。

简介：本文主要介绍了吉登斯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评述，尤其是分析了其理论建构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

简介：马克思和杜威哲学都主张以实践或者行动来改造传统哲学,拒斥＂形而上学＂。但是对于实践与行动内涵及其价值功能的理解,两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区别。这种区别表现为：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与主客不分的经验;创造人类历史的社会活动与个体适应环境的行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与实验性的探究行动;作为目的的活动与作为工具的行动。由此导致两者在哲学总体上是实践唯物主义与自然主义经验论的分野。

简介：党的十九大以新时代标定我党我国我军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鲜明地确立了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要求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标志着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了根本引领和科学指南。

简介：信访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基础性执政资源，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原则在社会治理领域的体现和展开．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独特的社会作用。当前，中国信访总量与治理成本双双高企，不断触痛着国家与社会的敏感神经，并危及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其原因在于历史问题的积累、拆迁保障类问题的叠加、涉法涉诉问题的升级、精神心理类问题的涌现等。信访治理的策略在于松动属地责任，走出维稳误区；设置准入机制，优化治理流程；盘活治理资源，导入社会力量等，以求解国家信访治理所面临的困境。

简介：哲学是关于'存在'的,有关'存在'的追问构成本体论哲学,而本体不是别的,正是主体。因此,哲学史主要是发现并确立主体的历史,这一过程在黑格尔哲学中得以完成。不过,无论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具有何种解放意义,康德却最早发现,这一原则面临着双重困境:自我关系的困境与现代性的困境。这种困境所具有的二律背反性质,使许多著名思想家走上了限制主体性的'倒退'道路,只有马克思等少数哲学家在坚持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力图从主体性原则内部克服现代性危机。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方法远优于席勒,并为后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奠定了基础。

简介：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创新了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在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方面,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强调国家、民族的发展和个人发展的统一,提出中国梦是每个人的梦,同时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方面,提出人民利益第一位的观点,强调人民利益是最大利益,让人民有“获得感”,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在集体主义的表现形式方面,提出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要性,强调民主和集中、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统一;在集体主义教育方面,倡导服务意识和大局意识,对于与集体主义相背离的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批判。

简介：在西方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政府、市场、社会之间是建立在分离和对立基础上的“大小”“强弱”关系,这种关系在实践中导致了诸如“政治衰败”“失败国家”等一些国家治理质量低下的现象甚至引发全球性危机。我们应该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确立国家治理主体之间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发挥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更为积极的功能和价值,构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符合国情特点、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话语权。

简介：印共(毛主义)简称"印共(毛)",是由"印度毛主义行动中心"与"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这两个最强大的毛派组织于2004年合并而来。多年以来,"武装袭击"是印共(毛)运动的主要方式,基于此,印度政府将其视为印度现今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印共(毛)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多种困境:从国内环境来看,印度政府的强势镇压和分化瓦解政策使印共(毛)遭受重创,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共产主义活动的低迷以及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全球共识的情况下,印共(毛)基本得不到来自国际上的援助与支持,这意味着印共(毛)在坚持其既有纲领的前提下,不得不孤军奋战。鉴于此,印共(毛)未来的发展面临着是进行"合流"或是"转型",抑或继续"斗争"的问题。

简介：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它的内涵和外延随着一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其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内容和方式都是不同的.当一个国家遭受外敌入侵时,主要采用的是军事手段来保卫国土和政权的安全.而当国家面临的威胁发生改变时,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也相应地改变,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国竞争的重点由战场转移到以经济、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上来,经济发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成为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利益.经济安全则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基点,避免国内外的各种干扰、威胁和侵袭,确保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在国家安全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简介：认识来源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们党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我国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明显地存在着差距。如何逐步缩小这一差距，实现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简介：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爱森斯坦的后期电影理论中的几个要素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般审美;选取爱森斯坦理论关注中的几个看似是马克思主义的要素,用乌托邦想象的方式来进行评论;探寻爱森斯坦的电影和美学理论中的与众不同的特点,可以说它影响了苏联官方美学理论,但又不仅仅如此。

简介：江泽民强调指出：“学习邓小平理论，既要坚持它的基本观点，又要通过实践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一系列重大场合，从实践的角度和理论的高度，对邓小平理论作了重要阐述，在确立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作用和创造性地运用、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简介：现实的维度来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面临着精神诉求的困境、实践方式的困境、传媒整合的困境和话语转换的困境。如何克服影响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的制约因素，走出传播困境，需要在传播实践过程中化解理想化与世俗化的矛盾、精英化与草根化的矛盾、碎片化与统一化的矛盾、外来化与本土化的矛盾。

简介：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简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以德治国"方略,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积极开辟了"德法同构"的治国新途径.本文将从"德法同构"思想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实践背景以及现实实现途径等方面试析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治国方略的新发展.

简介：通过执行中央政府的节能减碳目标责任制和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地方政府被纳入到全球气候治理的多层次体系。中国在气候治理中采取的压力型体制深化了全球治理的多层次特征，但也存在效率的损失。地方政府参与气候治理的角色更多意义上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执行者而非全球多层治理中的主体行动者。应重视中国地方政府在气候治理中所做的贡献，并正视中国地方政府在气候治理中面临的挑战，科学推进节能减碳目标责任制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以气候治理为契机推动地方经济转型。

简介：加强农村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是我党面临的重大课题，而成效测评是提升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政党危机的警示性以及测评的价值性凸现了加强党组织执政能力测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目前，我国农村党组织执政能力测评面临的困境，决定了时下农村党组织执政能力测评体系的建构必须统筹兼顾、对症下药，方能督促农村党组织真正提高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