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知识论首先关注的是知识的定义。但“知识就是被辩护的真信念”这个经典定义却遭到了“盖梯尔问题”的打击。普兰丁格致力于知识论大厦的推倒重建，建立起了以“保证”为核心的知识论体系，他认为这有助于解决“盖梯尔问题”。他的思想有一定的启发，但也存在其偏颇之处。

简介：作为“规范、规则”意义上的制度，其功能是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控制。“控制”就是引导人的社会行为，而“引导”既包含“约束、限制”．也包含“激励、促使”。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不同于对机器系统的控制，人的行为是由内控指令和外控指令相互作用进行控制的。制度的控制功能分为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激励、迫使、禁止三种基本类型。根据制度的功能．把制度分为激励型制度、迫使型制度和禁止型制度三种基本类型。这三种制度的控制规则和控制机制是不同的。有些制度侧重某种功能，而有些制度则具有综合功能。制度的实施过程，就是用制度规则控制人的行为的过程。

简介：如何在新的视阈中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这是当今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十多年来，俞吾金教授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口号下，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哲学做出了不同的诠释。要言之，他试图超越马克思哲学的传统阐释路线，沿着“物、价值、时间和自由”的经济哲学路径，重新诠释马克思哲学，对马克思哲学体系提出了新的构想。那么，“重新理解马克思”意味着什么？“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目的是什么？“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关键问题何在？经过“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以何种新形象示人？被“重新理解”的“马克思”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本文试图围绕着上述问题对俞吾金教授在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方面的学术观点进行批判性反思，并阐发个人的看法。

简介：根据一种实践的规则观,功利原则不能用于辩护特定制度之下的具体行动。将功利原则直接应用于制度本身,提供了一种看起来更为合理的功利主义版本,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免于批判性的考察。制度功利主义有两幅面孔,一种是制度选择的决策程序,另一种是评价制度是否正义的标准。相应地,它有两种证明方式,分别是诉诸个人理性选择的类比和诉诸道德平等的论证。通过梳理罗尔斯和金里卡等人的讨论,可以看出这两种证明都存在问题。

简介：俞吾金教授的新著《实践与自由》和他的整个实践哲学研究体现了实践哲学的根本旨趣——爱智慧与爱自由。“文革”后，中国学界对实践的理解经过了四个演进环节，分别由四位学者所代表：艾思奇——把实践规定为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把自由规定为对必然性的自觉服从；李泽厚——提出了实践哲学的主—客体框架；高清海——用实践观点超越“唯物—唯心”的哲学范式：俞吾金——以揭示实践的自由本质为己任。俞教授把康德看作通向马克思的桥梁．通过阐发康德对“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与“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的区分．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本体意义的自由关联起来，为中国社会未竞的启蒙事业和政治自由揭示了一种最具合法性的理论根据。在相关实践课题和思想资源长期被各种意识形态教条和学术行话所层层遮蔽的情况下，俞教授坚持不懈地为实践自由而思想，显示了一位哲人的睿智、良知和勇气。

简介：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社会—历史研究中的批判境域予以考察，这样，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核心观点就容易分析和梳理出来，并可以得到集中的讨论。批判因素在黑格尔哲学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与历史和终结二者须臾不可分离，互为条件，但它们彼此之间却包含了无可消解的矛盾。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主要在于批判因素，而它有关未来历史的构成性内容却失之于草率。由于批判的与构成的这两个维度之间的抵牾，现代社会批判理论陷于认同其所批判的社会的基本原则的困境，它自身的正当性因此需要重新证明。

简介：2014年，我刊两位顾问北京大学的汤一介先生和斯坦福大学的帕特里克·苏佩斯（PatrickColonelSuppes）先生和一位编委复旦大学的俞吾金先生相继辞世。这不仅是我刊的巨大损失，更是哲学界的巨大损失。在本刊进入新一年的工作周期之际，编辑部的全体成员以沉痛的心情缅怀三位哲人，感谢他们在本刊创立过程中给予的无私奉献与真诚帮助，相信他们的学思与精神会永远留存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