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关于名称的描述论和直接指称论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30多年。一种新的名称理论——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SHCD）基于下述语言观：语言是社会性的,约定俗成的和有生命的。SHCD由下面6个论题组成：（1）名称与对象的关系始于广义的初始命名仪式。（2）在关于名称的因果历史链条上,所传递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关于名称所指对象的描述性信息。（3）被一个语言共同体所认可的那些描述性信息的集合构成了名称的意义。（4）相对于认知者的实践需要,在作为名称意义的描述集合中可以排出某种优先序：某些描述比其他描述更占有中心地位。（5）名称都有所指,但名称的所指不一定都是物理个体,也包括抽象对象、虚构对象和内涵对象。（6）若考虑到说话者的意向、特定话语的背景条件以及相关的知识网络等因素,由名称的意义甚至是其一部分意义也可以确定名称的所指。SHCD简单回应了克里普克对描述论的那些批评以及其他一些逻辑疑难。SHCD与克里普克的名称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实际上源自两者在语言观上更为根本的分歧和对立。

简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都提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这意味着中国在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整个社会需要有更高的文明素质和精神动力。2014年1月11日，上海市哲学学会、伦理学学会和宗教学学会在上海社科院共同举办了“文化强国与精神动力”学术研讨会。哲学学会副会长何锡蓉主持开幕式．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学会处处长王克梅到会致辞。宗教学会会长晏可佳和伦理学会会长陆晓禾分别主持了会议的主题发言和自由发言两个阶段。哲学学会会长吴晓明对会议进行了精彩总结。来自上海社科界近6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文化强国的内涵、建设文化强国的途径、如何通过价值治理和发挥宗教正能量而为国家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文化的认同与传播，以及如何在汲取自身传统和世界各种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自觉构建新文明类型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简介：现代数学语言对于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现代物理学和化学语言也有很大部分是超越文化的，因为它们采用了统一的符号系统；但是哲学的语言千差万别，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语言群体都有其独特的哲学语言。于是，我们面临一个跨文化的问题：英语或德语哲学能够用汉语来教吗？或者，用英语或德语提出的问题可以用汉语来解答吗？

简介：尼尔斯·玻尔的语言观是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而且，从1927年以来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尽管他并没有对这个专题进行过专门的阐述，我还是能够从他的许多文章与手稿中找到他对语言问题的阐述。玻尔认为，所有的量子力学实验都必定借助于由日常语言表达的经典物理学概念来描述，这些描述是互补的。经典物理学概念是对日常语言的提炼，它们都是无歧义的。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无歧义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我们能明确地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划出分界线和我们必须遵守二值逻辑的规则。无歧义的描述条件是无法替代的。玻尔的语言观与他的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观点是一致的。

简介：弗雷格和达米特从说者视角出发，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容器和交流的工具，因而思想是静态的。戴维森则从听者视角主张：思想作为一种倾向性的语言．乃是解释者赋予说者的命题态度内容，因而思想是动态的。据此我们进一步论证：思想是解释者在交流过程中与说者所共同建构的东西，而不是说者在说话之前的现成之物；思想不是解释者的意见，也不单是说者的意图，而是话语自身的意义；思想是说者与解释者在话语交流的互动过程中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说者的话语与解释者赋予说者的思想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调整、相互促进的反思平衡关系。

简介：对于处理各种相互关联的议程,语言学和时下流行的主体逻辑颇为有用。语义学和语用学可以受益于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一般观点,这一观点涉及语言过程及其主体;而论述语言表达式的策略语义学和语用学,由于其与人类行为相伴随,并对之进行指导,则可以令各种主体逻辑从中获得良多教益。

简介：在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实践的时代”，“无用之学“的哲学一时陷入了危机。哲学要走出困境，除了需要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之外，还需要哲学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试”和创造，以适应时代，为形成中华民族的“核心理念”，迎接“理论时代”的到来而做好自身的准备。

简介：戴冕（以下简称“戴”）：《语言与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是您最近出版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作品.我注意到您之前的著作中谈“是”与“真”比较多,这两个主题贯穿了您关于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的研究,您甚至还直接以“是与真”为名出版过专著.为什么您这次不再专注于这两个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转而开始谈“事实”“世界”这样的东西？

简介：这里所说的“西学”一词,是一个泛称,最早出自17世纪初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撰述的一本书的书名：《西学凡》.这是相对于“中学”而言的泛指西方学术的一个术语,其中就包含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西方哲学、神学等重要思想.这种介绍伴随语言翻译而出现了大量的新学术用语,形成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乃至碰撞,历史上称之为“西学东渐”的现象.

简介：汤一介先生为人儒雅敦厚，为学博大精深，有一代大儒之风范。我与汤一介先生接触虽不多，但在收到“汤一介研究会”约稿函后，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函表示愿意撰写一篇纪念性的文字。能以这种方式缅怀我所敬仰的学界前辈，是我的荣幸。

简介：布兰顿的规范性实践概念主张一种“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立场。这对关于规范性的社会科学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依赖于“理性空间的社会化”，才能说明：（1）因果事件等非规范性存在如何能进入规范性理解的视域；（2）隐性规则如何既能前反思性地引导行动者，又能具备清晰阐释的可能性；（3）规范性解释的有效性如何既是客观的．又是在交往实践中可修正的；因而，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观点才能在社会科学哲学的层面构建独立自足的规范性概念。

简介：技术的社会塑形论立足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围绕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三种理论流派：（1）以托马斯·休斯代表的技术系统论;（2）以拉图尔为代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3）以平奇和比克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技术的社会塑形论开启了技术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具有诸多理论弱点。

简介：

简介：马克思的社会权力思想主要指向一种人对于人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这一思想从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出发,贯穿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历程之中。对于社会权力的阐释,一方面在于将社会区别于政治,以表明个人的现实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共同体的活动;另一方面在于将权力（power）区别于权利（right）。马克思在对于权力关系的“前理性”研究中,揭示出了权力活动的感性领域,并通过异化劳动表明平等的权利关系背后实质上是不平等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这种社会权力思想的当代意义表现为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批判,以及对当下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资本的批判。

简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为我们思考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构建了新的视野。然而,它首先需要应对的是“人类命运冲突体”之类的立场,后者的代表显然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自从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后,此论俨然成为讨论文明之间关系不能回避的范式。中国学界也对之作出了回应。人们时常注意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找应对资源,然而,中国哲学界的天下主义观点以及试图用忠恕之道应对文明之间关系的观点,具有内在的致命不足。与之相对,中国现代思想对解决文明之间冲突关系、构建命运共同体具有生命力,对此可以谭嗣同的仁学、蔡元培的世界主义为例加以说明。

简介：现代性代表着迄今为止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最为深刻的文化转型，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理性的、启蒙的、民主的、契约性的、批判性的思维机制。在中国的历史境遇中，现代性的思维机制对传统日常思维的文化转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从日常思维的基本图式出发，探讨现代性思维机制对日常思维的改造问题．这是实现日常思维转型与重建的核心与关键。

简介：对于新理学＂负的方法＂,目前学术界常认为其来源于中国哲学的直觉法。然而,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以逻辑分析贯彻始终的新理学,不能直接容纳以直觉为特质的＂负的方法＂。众所周知,＂负的方法＂是一种形而上学方法和神秘主义方法,但它与新理学兼容的关键,却在于它的基本形式是逻辑分析。就逻辑化的＂负的方法＂而言,它的中国哲学来源是道家和禅宗在语言层面的破执法,即内涵为空的形式命题和应机语用法。实际上,新理学＂负的方法＂与中国哲学直觉法虽都是＂负的方法＂,但前者是以逻辑分析间接地呈现形而上学中的神秘部分,而后者则直面神秘本身,亲身获得直觉感知,这是逻辑分析无法完成的任务。因而新理学＂负的方法＂与中国哲学直觉法之间存在质的差异。

简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入21世纪后，面临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困难性。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研究视域上作出一个大的转换，即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通过参与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传统，通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融，通过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并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笔者的这些思考与探索，得到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教授的鼓励与支持。

简介：当前，以泛在网为基础建立的泛在社会正在形成。在泛在社会的社会治理中，技术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泛在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信息通信技术是泛在社会技术治理的关键，如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等很好地推动了技术治理的施行。但由于技术治理本身的局限，信息通信技术在推动泛在社会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亦带来了一些社会风险。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在促进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规避其社会风险，对泛在社会的发展、技术治理模式的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当代的社会凝聚力正面临来自从地方到全球不同层次上的多种方式的挑战,尽管远非经济伦理学能解决,但作为一种三层次的研究方法,经济伦理学应该而且能够作出尽管有限但是重要的贡献。首先,将企业和经济的目的解释为财富创造,定义财富是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的结合,包括自然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并且特别强调,公共财富的创造意味着需要不同于市场的机制和不同于利己主义的动机。其次,需要讨论凝聚社会的不同方案:开明的利己主义、新博弈论方案和天主教社会教义倡导的共同善概念。最后,提出经济伦理学关于加强社会凝聚力的如下观点:(1)聚焦企业和经济创造自然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目的;(2)倡导通过伦理审查的公共产品;(3)保障作为公共产品概念来理解的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