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纳入立法,并对其适用范围、审批程序、证据效力作相对明确的规定,此项举措在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一定进步,中央司法改革精神、当代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打击犯罪的新形势等诸多因素共同催生了此项变革。新刑诉法在对技术侦查的内涵、形式规制上仍存在模糊、适用范围也留有开口,令状主义尚存在局限,权利救济程序阙如,实为造成条款备受争议的微瑕之处。在今后制定司法解释时,应当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内涵和形式进一步明确,对其适用范围的弹性条款进一步限制,加强对技术侦查措施启动的批准控制,逐步完善权利救济程序。

简介：司法鉴定在侦查中对案件事实证明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引发错误认定事实的风险。近年来,侦查中运用司法鉴定的比例有所提升,但刑事错案的背后揭示鉴定样本的收集过程在规范化、程序化方面做得还不够。鉴定意见随着案卷进入后续程序,并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证明作用。侦查中的司法鉴定存在运用尚不充分、样本的收集保管不够规范、司法人员迷信鉴定意见等问题。其进路在于进一步提高侦查中的鉴定技术含量,规范鉴定样本的收集程序,转变对鉴定意见迷信的观念。

简介：“强制采样”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并无明确规定，立法只规定了“人身检查”制度，然而违背当事人意愿提取人身检材的现象在实践中却普遍存在。实证考查发现：立法的相对滞后造成了强制采样的权力运作不当，执法人员对采样的适用程序和做法不一。通过比较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及美国刑事诉讼中的相关制度在分类、程序与做法、发动要件等方面的差异，发现我国强制采样处分分类笼统、启动条件宽泛、审批环节阀如，强制采样所获之鉴定意见却普遍被采纳。我国强制采样之完善必须实现“发现真实”和“人权保障”的价值平衡，实现强制采样行为的必要控制，实现“鉴定客体化”向“鉴定主体化”的地位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