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纠纷解决是法院所承担的核心社会职能。在纠纷解决当中，裁判理性是司法裁判理性化得以展开的基础和内在动力，需要在权衡各种复杂因素的基础上逐步展开。同时，裁判理性的展开总是面临着审判裁量的二维权衡和反思，并集中在“落实规则治理和审判裁量”之间的调适状态中。在裁判理性的具体展开中，审判裁量的二维权衡关涉裁量正义的最终实现。人类理性化的发展是不可抑制的，而司法的技术权威是司法权威建构的重要来源。

简介：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是以法治为基础的，而法治就是法律主治。当前我国法治社会建构初级阶段的特定时代背景要求倡导严格法治主义的法治理念，法律解释的权威根源于法律文本自身，严格法治主义的法治理念表现在司法领域中，就是强调司法对法律文本含义的严格贯彻，这需要我们重视文义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遵循文义解释方法优先性的元规则。严格法治主义的这一法律解释立场需要捍卫司法克制主义，文义解释方法的优先性元规则是需要我们倡导司法的克制主义立场，这也是实现司法方法科学化和维护法律权威的要求。

简介：在浙江温岭的“虐童事件”中，针对肇事者颜某侵犯幼童道德权利的虐童行为，一种主张“重判”颜桌的司法舆论成了该事件中的倾向性舆论。在权利社会中，道德权利是一种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权利形态。在道德权利的“法律化”过程中，我们要警惕道德权利“泛法律化”现象的出现。在司法实践层面，针对道德权利诉求，司法应该保持一种“克制”姿态。在社会纠纷解决的机制层面，对道德权利的实现和保障迫切地需要建构相关的道德权利纠纷解决机制。而在司法与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层面，面对社会舆论当中的道德权利诉求，中国司法要防止陷入到“从‘司法舆论’到‘舆论司法”’的逻辑怪圈当中。

简介：乡村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板块，本文以一起邻里宅基地纠纷案为分析样本，分别探讨了司法治理在乡村治理中的发生逻辑、展开逻辑和效果逻辑。区别于以前的“送法下乡”，在当前转型社会中，“迎法下乡”正印证了司法治理在乡村治理中的发生逻辑；在纠纷裁判部分，司法治理的展开逻辑总是以“合法性”评价超越“合理性”评价，而难以展开高层次的利益衡量，司法治理的实质公正受到社会拷问；而在司法治理的效果逻辑部分，建立在“合法性”评价基础上的司法裁判发挥“以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正”的效果，却带来了社会公正的可能缺失，转型社会中的司法公正与社会公正之间，正在发生内在的相互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