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中国自1994年正式接人国际互联网,在短短的19年时间里,中国成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2]但随之而来的网络犯罪充斥着整个虚拟空间,并呈逐年增长趋势。[3]面对来势汹涌的网络犯罪,司法实践却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立法者对虚拟世界的立法关注不足。当前网络法律体系以初级互联网为基

简介：台湾刑事诉讼法中的非常上诉制度作为一种救济程序是指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对于法院的确定判决,认为违背法律,向最高法院请求撤销或变更的诉讼程序。本文拟在分析非常上诉制度设置的目的、非常上诉的对象、非常上诉的原因、非常上诉的审理与判决基础之上,提出在我国设立非常上诉制度的立法构想。

简介：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定性与定量方面均作了轻于成年人犯罪的规定。但总体而言，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规定幅度过小，难以满足司法实践贯彻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法原则要求。司法机关不得不借助司法解释突破立法规定，不断拓宽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遇幅度，但有司法权侵犯立法权之虞。未来立法有必要在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遇中确立立法定性、司法定量原则，以此确保司法机关在犯罪构成要件内完成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遇刑法评价基础上，利用刑法但书规定在定量方面实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理。

简介：德国基本法律与内部规定对卧底警察不作为犯罪的不同规定给执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将警察的一般义务适用于卧底警察,忽视了卧底警察的特殊义务。在卧底警察只是违反一般义务的情况下,不构成不作为犯罪,即使符合普通意义上的不作为犯罪条件,宜应排除其可罚性。卧底警察只有在违反特殊义务且有能力履行而不予履行导致危害结果出现的情况下才可能构成不作为犯罪,具备可罚性。

简介：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的划分标准、卧底侦查遵循的比例原则及卧底侦查的立法与实践都显示出卧底侦查的强制性特点。而卧底侦查人员身份的隐秘与卧底侦查方式的非公开性决定了卧底侦查的隐秘性特征。从卧底侦查启动与犯罪的同步性上看，卧底侦查具有主动性特征。而卧底侦查过程中对其他侦查手段的综合性运用则彰显出卧底侦查手段的融合性特点。卧底侦查客观环境的复杂性与卧底警察在卧底过程中的被动性决定了卧底侦查行动终止的不可预期性，即终止具有随机性特点。

简介：＂私密性＂样品强制采样本身具有的极大侵权可能性要求对其采取严密的法律规制。其内容包括：准确界定＂私密性＂样品含义;明确＂私密性＂样品强制采样对象;确定强制采样需要遵循的司法控制、最后手段、专业性、保护性原则;赋予被采样人防御性权利、推定性权利、救济性权利。

简介：卧底侦查是侦破有组织犯罪、团伙犯罪等案件的有效手段，但其衍生的相关法律问题很少有人关注。文章对卧底侦查的相关概念，卧底侦查存在的社会基础、法律基础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就卧底侦查的授权机关、实施主体、实施对象、实施程序、卧底人员之责任与保障等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与理论建设有所帮助。

简介：夜间禁止搜查原则之例外情形的规定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与侦查效率而存在的，文章在分析了设置例外情形必要性基础之上，解析了夜间禁止搜查原则之例外的内涵，并对许可搜查、急迫情形、特殊场地等例外情形逐一作了分析评断。

简介：域外各国及国际卧底侦查立法大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内部规定到基本法律、从判例到成文法的发展过程。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则多以成文法的方式对卧底侦查进行规制,但缺乏体系性与全面性。我国卧底侦查立法位阶低,存在笼统性、模糊性、秘密性等缺陷。卧底侦查的应然法律依据只能从基本法律中寻找,并需配合其他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以理论立法模式为指导,卧底侦查宜采一般型立法,将其规定在刑事诉讼基本法律中。在具体立法模式中,则采综合型立法模式为主,专门型立法模式为辅,形成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一体化的立法格局,以建构并完善卧底侦查立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