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社会学科研究的国际问题研究需要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描述性的问题、解释性的问题、预测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严格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程序,这四个方面的国际问题研究就会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客观性或者说可重复性、规律性或者说普遍意义、简约性或者说主次分明。大数据研究能够让决策者获得更加全面、充分的信息,从而采取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在进行描述性的国际问题研究时,大数据可以起到十分突出、甚至是革命性的作用;在解释性的问题方面,大数据的长处是用来发现相关性,而不是做出因果解释;大数据还可以发现有价值的解释性问题;大数据在预测和对策研究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它所发现的规律性现象不仅可以用来预测,也可以帮助人们做出选择。大数据应用到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也有其局限性,有些局限性是这一方法本身所具有的,例如不能进行因果机制的分析和解释;有一些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所具有的,例如"成本-收益问题"、数据主权问题等。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大数据并不适合用于做战略研究,而更多适宜于对国际发展态势的宏观描述以及为具体的外交行为提供精准的指导方案。总之,大数据有助于发现更全面和客观的事实、提出更多规律性的问题以及帮助研究进行预测和做出选择,但大数据自身不能完成整个解释的过程,需要研究者进行专业的因果机制的分析和解释。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肥胖孕妇孕期增重情况及其对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纳入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产科的肥胖(孕前体重指数≥30 kg/m2)、单胎妊娠孕妇513例。根据孕期增重分为增重不足组(增重<5 kg,n=83)、增重适宜组(增重5~9 kg,n=154)和增重过多组(增重>9 kg,n=276)。采用χ2检验、Fisher精确概率法、Kruskal-Wallis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3组肥胖人群的孕期增重特点、妊娠结局、新生儿结局以及产程特点,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孕期增重对与肥胖相关的主要妊娠期并发症的影响。结果(1)238例早孕期增重>2.0 kg的人群中75.6%(180/238)发展为增重过多,275例早孕期增重≤2.0 kg的孕妇中,只有34.9%(96/275)发展为增重过多。(2)产后体重指数滞留(产后6周体重指数-孕前体重指数)在增重过多组高于增重适宜组[0.8 kg/m2(0.0~2.2 kg/m2)与-0.7 kg/m2(-1.6~0.0 kg/m2)],增重适宜组高于增重不足组[-2.5 kg/m2(-3.2~-1.5 kg/m2)](P值均<0.05)。(3)初次剖宫产率在增重不足组为29.9%(20/67),在增重适宜组为32.6%(42/129),均低于增重过多组[43.3%(104/240)](χ2值分别为3.955和4.047,P值均<0.05);3组间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小于胎龄儿、大于胎龄儿等其他主要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早孕期增重和中孕期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前增重与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无关(aOR=1.038,95%CI:0.986~1.094,P=0.157;aOR=1.055,95%CI:1.000~1.113,P=0.051)。GDM孕妇诊断后接受了严格的营养管理,中、晚孕期增重及孕期总增重[3.0 kg(1.3~4.0 kg)、4.0 kg(2.0~6.0 kg)和9.0 kg(5.0~12.0 kg)]均低于非GDM孕妇[分别为3.0 kg(2.0~5.0 kg)、6.0 kg(4.0~8.0 kg)和10.7 kg(7.5~15.0 kg),Z值分别为-2.938、-6.352和-4.104,P值均<0.01]。结论早孕期是控制肥胖人群孕期增重的关键时机,控制孕期增重在适宜范围能够降低产后6周的体重滞留,但对于降低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大于和小于胎龄儿的发生风险意义不大。
简介:【摘 要】近些年来环境检测、环境监测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城市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环境检测、环境监测的研究对城市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环境检测与监测系统的建立,不仅能正确指导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方向,也为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制定了方针,有利于促进环境与经济的协调,保障环境与经济实现双赢,取得城市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环境检测及环境监测的构建发展城市对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进行分析论述如下:
简介: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双边安全关系出现了新进展:两国安全合作的战略地位提升,技术层面的合作不断加深,安全政策的协调更加密切,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进一步偏向美国。但这种新发展也有一定的战略限度,即避免过度激怒中国。由于密切的中澳经济关系、中澳两国间不存在直接的领土冲突以及相对中立更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力,澳美安全合作短期内存在这样的战略限度。此外,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亚太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是影响澳美安全合作战略限度的因素。两国中长期的安全关系总的来说会朝着更加密切、重要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但这一态势最终取决于地区力量结构以及中美澳三边关系的变化,原因在于,美澳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没有太大的现实障碍,并有相当的动力继续加强安全上的合作。同时,随着澳大利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的经贸依赖关系的加深,对中国经济依赖度的降低可能成为一个影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选择的长期重要因素。